《走进鲁迅》：失败的偶像–从身体说起

　　敬文东
　　１”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
　　远视和近视一样都是疾病，很难说哪一种更好或者更坏：前者只看得见远方的宏阔风景，比如本质、主义在它那里就是号称清晰的；后者只能看见近处足够大的事物，却无法看到细小的、琐碎的东西。远视和近视都共同以牺牲灰尘、否弃细节和排拒肉体为代价：与高尚的、迂远的本质－－有时又叫灵魂－－比起来，渺小的肉体的确只能算是尘埃。据雅典的苏格拉底论证，肉体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尘埃的意思。费希特也曾经咬牙切齿，又不无自豪、神圣和夸张地说：我的使命就是要证明真理和本质，我的命运、生命和肉体都一钱不值。就这样，远视眼和近视眼经常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成了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以自命真理和灵魂为方式），给全盘接受下来了，甚至屁颠屁颠把它贡献给不幸没有看见的人们，至于那?quot;不幸的人们”是否需要，是否高兴，就不是他们准备关心的了。［１４］
　　不断把自命的真实示人，几乎和大量的谎言一样，会影响我们合理、公正地观察与看待问题。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周边事物的误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比如说，在远视眼和近视眼那里，鲁迅不无沉痛的、几乎是白描似的一句话，也被彻底地、坚定地和错误地解释了。鲁迅在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和裴多菲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之后说：”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野草·希望》）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有问题的、几乎是残废了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空虚中的暗夜”，从中引出了大量议论：象征啦，勇敢啦，意义啦，战士啦，民族魂啦（当然也算不得错，但它们是第二性征的，不是第一性征的），好大一箩筐；不幸得很，居然忘记了”肉搏”这个至关重要的谓词。
　　”肉搏”表明了一个事实：它是带血的战斗，它的第一基础是肉体。丢掉了肉体，一切搏斗、一切宏大的景物和一切有着升华癖好的东西，毫无疑问，都将成为无稽之谈。鲁迅在这一点上是深刻的，也是诚实的。卡夫卡在他的随笔里写道，甚至连殉难者也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升华，”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感慨万千地说，”他们和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难怪有人不惜以”卑鄙无耻”的心思，去揣度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很可能完全是耶稣本人的主意：牺牲了自己的肉体和门徒的名誉，神之子的身份也就最终确立了。在《文化神学》中，保罗·蒂利希说到了十字架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正是牢牢控制了沾染了神之子鲜血和承载过神之子肉身的十字架的解释权，基督教才有了说服徒众的能力和底气。而要是不以肉体付帐，基督教是难以成立的－－这一点连圣奥古斯丁那样正统的神学家也不否认；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立，大大半取决于无数徒众几乎都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拯?quot;本质”，却没有观察到肉体在其中的作用－－就这样，肉体经常要么是个无名英雄，要么完全就是个垫背的角色。它通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是灵魂卑下的载体。所以，自觉有罪的卡夫卡的恍然大悟才会有效?quot;谁不喜欢是一个高尚的人呢？可是关上门。”Ｅ·毕肖普（E. Bishop ）才会说：”啊，天堂，我理解这地方，我知道它！”－－知道什么呢？肉体的门关上后，天堂也就消失了。
　　最好把”铲子就叫做铲子”（ call a spade a spade ），先不忙将它点化成什么投枪、匕首和加农炮。喜欢战斗却又对枪炮式革命有着广泛讨厌，鼓励别人当蜜蜂而自己又常常躲进租界当犬儒的鲁迅，很显然，知道肉身的分量和重要性。他诚实地说，自己的所有举止都只是”肉搏”，都首先是”肉搏”，这其实也是有肉体方面的原因的。有人说，鲁迅的日记几乎是一部”疾病史”（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这是相当准确的论断。１９３６年９月３日，鲁迅在病中给母亲写信说?quot;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引者加点）在鲁迅的时代，肺结核往往被看作是不治之症－－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痨病患者的形象，就是这一潜意识的表现（参看《孤独者》《药》等作品）。完全可以设想，要是一个人在写作之前，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处于极度无能的状态（鲁迅的真正写作时间通常被认为只有十八年，即从１９１８年写作《狂人日记》算起），随时都有可能被死亡的子弹命中，他们会不会像鲁迅那样写作？又会不会有鲁迅那样的激愤风格？鲁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第一部书命名为不详的《坟》，并将坟当作自己身体惟一的终结之处？卡夫卡也说，和身体最相匹配的东西不会是别的什么高贵之物，它只能是棺材。很显然，这些都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疑难杂症……。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日，鲁迅在日记里用春秋笔法说起了自己：”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１９３６年６月３０日，鲁迅的日记是这样的：近日以来，”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这其实就是鲁迅”肉搏”了一生的真实写照。身体和将要被身体处理的对象之间（比如残破的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反差，几乎导致了鲁迅写作中出现的绝大多数特色。”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悲哀地说。［１５］
　　病人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的，唯一可靠的朋友只有他的疾病。”我只得由我来……”这样对结论不容商讨的句式和语气，其实就在试图向我们表明，病人是孤单的，尽管他有无数的同志，有一个古往今来堪称庞大的病人集团军。病夫卡夫卡也说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痛苦的上帝是当初宗教的主要上帝，属于每个病人的是他们家中的上帝，比如说，属于肺结核患者的就是窒息的上帝。在说出这些话后，卡夫卡不无恶意地问?quot;如果人们还在可怕的联合之前就不对他感兴趣的话，人们怎么可以忍受他的临近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鲁迅是根本就不信什么上帝的，他顶多只把疾病本身，当作了自己无法不信仰的上帝。而不把它当作上帝将意味着什么，病夫鲁迅比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更加清楚，也比所有的小鲁迅都要诚实。在这里，上帝意味着”不得不”，贝多芬将它称作”非如此不可”。它是他无可奈何的并且是忠实的朋友。疾病教会了鲁迅认知世界的几乎一切特殊方式，它是他永恒的发动机。［１６］
　　２肉搏的伦理学……
　　鲁迅对自己的现实境况实际上相当清楚。他在一封通信里说：我”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说”誊”而不说”抄”、”写”，对于对语言有着高度敏感和超人修为的鲁迅来说，确实是意味深长的。海德格尔说过，我们完全可以从人的动作上，看出一个人的几乎全部讯息。［１７］强调人的精神存在、一生都在寻找可供精神栖居的家园的老海，肯定不得不同意，动作不仅是精神的，而且必定首先是生理的。”誊”（而不是抄、写）表明了一种身体的征候。它把鲁迅在写作时的吃力情状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从”誊”的字源学上，可以发现这种征候。应付日益险恶、动荡的局势和生存际遇，可以想见，一个患病的人从来都是力不从心的。
　　诸葛亮在司马懿派来的使者面前耍尽花招，为的是能向后者表明自己还很能吃，因而身体很好。这一招果然使司马懿知难而退，不敢再打蜀军的主意，就不能不说诸葛亮已经洞明了身体和对象之间功败垂成的生死关系。卡夫卡说，如果我的胃口不错，我就会用吃食在我身上，堆积起那可怕的冒险想象来；鲁迅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须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坟·看镜有感》）。这里究竟有没有感同身受的意思？
　　”胃”是鲁迅经常用到的一个比喻。［１８］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是身体基础中的基础。意大利的执政官、独裁政权的绝对拥护者克拉苏在挑选角斗士时，角斗士学校的校长把斯巴达克斯推荐给了克拉苏，因为该斯巴达克斯能一口咬断人的脚筋。克拉苏卖下了他；斯巴达克斯后来成为能征善战的、专门和克拉苏为敌的起义军领袖，全是因为有了一副好牙口，一副好肠胃。有人说，彼得大帝之所以能改革成功，他强壮的身体帮了他一多半的忙。因此，先不忙将”胃口”上升到隐喻的吓人高度－－如远视眼常常做的那样，我们先只从物的水平上来观察一下胃的功能。
　　能吃的人，一般来说肯定会身体硕健，也就肯定能较为轻易地跨过横在自己面前的标高。鲁迅反复从各个角度写到”胃”，正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与它将要处理的对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能为力的隐蔽表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就是潜意识了。鲁迅对洋鬼子们说：”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写下去，站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这番话也不能仅仅只从隐喻的角度去观察，毋宁说，它首先描叙了一种身体的吃力景况。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一点点，就一点点行不行？
　　王充在一千多年前的一座小书斋里幸灾乐祸地说：”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体弱。”（《论衡·气寿》）病夫鲁迅终生都在残破的身体和同样残破的世界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出于歪锅对歪灶的原因，两个残破的人、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契合点：鲁迅对残破世界的拼力批判，最深层的心理学动因，很可能是要把对自己身体的恼怒洒向残破的世界和社会，以换取一点点心理上的平衡，因为他毕竟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鲁迅当然明白，对自己的身体发火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对于这一点，胆小鬼兼病夫卡夫卡就说过：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意味着是和造物主打擂台，因为归根到底是神给了你这样的身体而不是父母－－父母只是在按照神的旨意行事。鲁迅寻找到的契合点是他的灭火机、是他的出气阀门，也是他从身体这间铁屋子走出去迎接清新空气的救命动作。关于这一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为清楚，鲁迅逝世的当天周作人就对《大公报》的记者说，谈起鲁迅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那一回事……（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大晚报》）。这中间有没有可逆的过程呢？明眼人肯定是不难看出的。
　　鲁迅的文字精短、激愤，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鲁迅说，他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华盖集体续编·〈阿Ｑ正传〉的成因》）。远视眼和近视眼常常把这理解为鲁迅的谦虚，他们搞不明白，这一”挤”是拼尽了全力的。病夫鲁迅的气很短，所以文章不长；之所以气短，是由于用力过猛。而为什么要用力过猛，周作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过猛意味着激愤、辛辣、刻薄，也意味着投枪和匕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业余拳击手、壮如公牛的海明威，为了把小说写得简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短），在写作时需要把双脚浸泡在冷水中，来给自己过于的热情和冲动降温。这样，海明威的小说看起来就很短，鲁迅的文章读起来却很长。对此，另一个病夫卡夫卡提前给出了解释：”在肉体世界中可笑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可能的；”内心世界只能经历，只能化作行动，却不能得到有效的、精准的、言能尽意的描绘，所以，心理学就只能是一门”关于烦躁的学问”。
　　这种烦躁的矛盾性缘起，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曾有过很精当的描述：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冯雪峰《回忆鲁迅》）。病夫鲁迅的不幸在于：他遇上了一个残破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他有足够的力气去做揭露科和批判科；病夫鲁迅的幸运在于：他的确是遇上了一个患病的时代，这个倒霉的时代可以充当他在不可战胜的疾病那里受到的鸟气的出气筒。卡夫卡说得好?quot;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面前，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面前，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面前，它会老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卡夫卡建议说，这话反过来说也正确。就这样，时代首先成了病夫鲁迅的出气筒。鲁迅之所以比他的同辈人或同时代人更能激愤地对待社会，曾被许多人命名为性格原因，但另一个更深刻、也更隐蔽的来源被忽略了：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个有气想出的人。［１９］远视眼和近视眼在把鲁迅拼力弄成神和美化为偶像后，显然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只是尘埃。这已经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些远视眼和近视眼较为近期的祖宗们古老的嘴脸了。
　　”肉搏”是鲁迅的真实写照；但肉搏的涵义最终表明了：在肉体的无能和时代的巨大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它首先是一个无能者不愿认输的生动肖像，并不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认为的，一开始就是民族魂的写照。尼采说，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说，作者死了；米歇尔·福科说，人死了；后现代主义说，身体活着。这个逐步被揭露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远视眼和近视眼造成的普遍误解，经过无数代人那充满可疑的艰苦努力，才被有限地矫正。对这些简单问题的不简单解码，为一大群思想家的出生提供了必要的理由。他们也号称伟大。这真是一个笑话；当然，它是吃饱了撑的才产生的笑话。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由此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仅仅是在恢复常识，仅仅只在矫正视力？
　　弱者的上帝肯定是强有力的，强者的上帝则多半是羸弱的。肉搏表明了，鲁迅只是一个以强者姿态出现的弱者。肉搏是鲁迅独有的伦理学。不理解这种伦理学，我们就不可能把鲁迅当作一个真正肉体凡胎的活人，也无法理解他的社会批评为什么会达到这样激烈的程度－－身体的状况肯定只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把自己的怒气洒在残破的时代身上，时代更多的是一个出气筒的身份，它的是否被改造和怎样被改造，则是十分靠后的问题。毕竟身体永远都在自己身上，它的疼痛永远不可能让它的主人视而不见。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在鲁迅那里，至于时代本身的残缺值不值得同情，那是不用去问的。W·本雅明说，卡夫卡的人物更多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就鼓起掌来（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鲁迅笔下的情况却往往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常常是有意愤怒地叫了起来，有时甚至带有明显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面孔（鲁迅自己却把这叫做呐喊）。这都是值得深究的。卡夫卡还认为，伦理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绝望。肉搏的伦理学也是这个意思：它拼命抓住了一个受气包，先出了自己的鸟气再说。
　　３”身体即故乡……”（海因）一副水、火、土的秘密混合剂，便做成了恺撒和拿骚的心，一种未知动力不可战胜的威力，能使斯罗纳厚颜无耻，使他的妻子感触灵敏。
　　这首题作《药房》的卑俗的英文小诗，伏尔泰曾经以为比布洛瓦高洁的《圣歌队》还好。这是不是善于开玩笑的伏尔泰向我们开的又一轮玩笑？有资料说，爱笑的伏尔泰这一回很可能是认真的。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这样讲呢？心理学家的惯常举动能够解答我们幼稚的疑问－－心理学家经常希望能从人的生理缺陷上，找到心理变态和肉体动作失常的原因。而心理变态，弗洛伊德暗示道，往往称得上魔鬼的嫡出子孙。由此，我们不正可以下结论说，灵魂（它有时根据需要也称本质）是由身体调控的么？要不，心理学家的理论也太难以自圆其说了。心理学家最后终于把自己弄成?quot;生理学家”（想想奥地利的”老流氓”弗洛伊德），这就是所有真正的心理学家最”无可如何”的宿命了。
　　身体有有限的未来，却没有永恒；身体，它自始至终都在排拒着永恒。一贯追求理想，充当了若干日月远视眼的诗人海因，在病中发现了自己隐蔽了多年的另一半：身体。他以浪子回头的口气说：”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想象力，与他对这世界的认识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海因《病》）海因是对的：是身体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我们欲望的最大障碍，当然也是最大助力。这种口气听上去让人欣慰。卡夫卡说了，我身体的状况组成了我前进最主要的拦路虎－－有了这样一个身体，任何象样一点的目的也达不到。说到这里，卡夫卡明显有了破罐破摔的意思了：”我将不得不习惯它那连续不断的失败。”为此，卡尔·波谱尔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不是赚钱的欲望，而是飞行的欲望，使我们发明了飞机。”（波谱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谱尔忘记了说，这完全是因为人根本就不是可以飞行的鸟，仅仅是囿于重力在大地上负重行走的两脚兽，他的负重，来源于他那在佛家看来应该算作”臭皮囊”的身体。诗人钟鸣给波谱尔添上了一个精彩的理由：人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钟鸣《旁观者》）。这已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远视眼和近视眼看来应该存在的本质、理想、未来直到永恒的精神家园。在寻找这些玩意的途中，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自己的第一性征给弄丢了，直仿佛自己一贯就是那些寻找圣杯的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神话不是说了么，圣杯找到的那一刻，就是肉身消亡的那一瞬。倒是比较不那么圣洁的T．S．艾略特明白这中间的深意，他的明白最终产生了伟大的诗篇《荒原》。寻找到圣杯的孩子，是不是有如精神家园论者认为的那样，一劳永逸地活在永恒之中了呢？
　　一个笑话说：一位妓女向一位曾与自己媾和过的总经理讨”房租”，该总经理以”房间”太大、”水电”不通为由拒绝付款。这位智商奇高的女人马上反唇相讥：房间太大，是因为?quot;家具”太小；水电不通，是因为你没有找着”开关”。该妓女其实也是在嘲笑我们所有人：精神的发动机永远都在我们的身体之内，身体上天然包纳着调控一切超越性精神的开关。我们要么是没有找到它，要么就是只找到了它。没有找到的人，以为只有臭皮囊；只找到了的人，却忘记了还有一副臭皮囊。很显然，两者都是错误的。只有找对了开关，才会找到我们将要发动的真正激情。激情不仅是精神的事，而且首先必定是肉体的领地。一个肉体领导了无数个激情，它是它们的酋长－－激情无法自己领导自己。生理学早就证实了，激情是由生理性的激素最终调控的。激素存在于我们的内分泌之中。因此，激情是复数的，而肉体永远呈单数状态。这一点倒是和灵魂、本质有思维上的异曲同工之处：上帝只有一个，魔鬼和人之子却趋向于无穷。肉体不仅是感受器、接受器，也是一切动作－－无论是超越性动作还是纯粹肉体性动作－－的惟一施与者。洛伊·C·巴斯特告诫我们说：
　　真理的一半是理想四分之三将是不真实的。
　　这就是只找到了开关的真相。剩下四分之一正确的真理（姑且这么说吧），却往往是歪打正着的，有相当运气的成分。鲁迅找着了自己身体的开关，也是好运道帮了他：由于体弱、气短、疾病缠身，他既不得不重视自己的肉体，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正确的开关，使自己有可能冲出身体这间铁屋子，以便释放自己的怨气。鲁迅为什么要用铁屋子和想冲出铁屋子的人来比喻变革（《呐喊·自序》）？难道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不正是让人窒息、憋气的所在吗？这是不是曲曲折折表达了鲁迅在肉体方面所受到的压抑？这点潜意识不妨留在这里，作为存照。?quot;方脑袋的理论家们”（钟鸣语）对此却拒不发言。
　　人们通常以为，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险恶，才使天生爱好公正、正义和有爱心的鲁迅怒不可遏。这是个抓痒痒的看法。卡夫卡给病夫鲁迅开了一个理由很充足的处方：我之所以这样写作，完全取决于对我身体和对我身体未来的绝望。因此，我们能够说，更真实、更隐蔽的说法很可能就在这里：倒霉的时代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充当有志于改造国民性和爱好文艺并且有怨气要出的鲁迅一个绝好口实。它是他不期而遇的一个活靶子，这里边包含着太多的偶然性。它们直接组成了鲁迅的好运道。而这个好运道是不能被小看的：正是它，促成了被远视眼和近视眼们称作民族魂的鲁迅的诞生。顺便说一句，”民族魂”也决不是高看了鲁迅，出于这样的原因，倒很可能是误解了鲁迅：我曾多次说过，一个伟大的行动往往起源于一个相对渺小的私心－－”我”想拯救你，”我”只有拯救了你，”我”内心才会舒服（要是耶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感到幸福吗）；”我”现在有气要出，”我”也只有出了这口恶气才舒坦，至于它是否刚好歪打正着批判了社会，对社会来说是不是投枪和匕首，那”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即使是，它也是第二性征的。［２０］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心情复杂地说，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我曾研究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给出了鬼的乳名－－灵魂。人有身体，有精神，有意识，但绝无灵魂，这就是鲁迅在临死前的坚定结论。其可信度和坚定程度有多高，是不难想见的。灵魂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死者的死，是精神、肉体、意识?quot;予与汝偕亡”。伏尔泰要求死后将自己的心脏浸泡起来，并留下了一句高傲的遗言：”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伏尔泰本来是想对抛弃了自己的、势利的巴黎庸众开最后一次玩笑，没想到后者根本就不懂他的幽默，把玩笑径直当成了真事。巴黎的庸众们和善于起哄、乐于充当看客的中国庸众们一个鸟样。他们不知道，死者的所谓精神只是对活着的人说的。诺贝尔·埃里亚斯认为，死没有任何秘密，也不开启任何门，它是一个活人的终结，在他身后留存的，是他留给其他人的东西，是长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东西（参阅迪迪埃·埃里蓬《权利与反抗》）。所以我们才说，死者的精神对死者本人毫无意义－－堪?quot;敌”基督的伏尔泰是不会搞错的；所以，海因才会说：身体即故乡（海因《病》）。在身体之外，向来就没有什么灵魂，也无所谓灵魂。
　　鲁迅激愤地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坟·题记》）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修辞，是来源于他残破身体的直接引语，也是肉搏的伦理学典型的语言表达。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敌人出怨气，一方面又不忘保住自己的身体；两者之间很难说有真正的逻辑承传，但肉搏的伦理学给它们找到了：因为他既不想自杀，不想从速结果自己的老命，更不敢对自己的身体发脾气。肉体有着自己的计算数学和运算通则，也有着自己的秘密逻辑。但它和中国版革命内部的运算法则不一样，肉体的计算法则永远不会有支吾，不会有口吃；它的疼痛、幸福和欲望一样，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丝毫的躲闪性。肉体的秘密逻辑遵守直线型的三段论。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佬罗伯特·乔丹俯视着山丘，面对即将来临、有可能来临的死亡说，我已经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一生了。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如此美好，真值得为它而战，我真不想离开（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鲁迅在死之前是说不出这些话的。这是一个健壮者、一个战士、一个强者的语言。它不是鲁迅和肉搏的伦理学的语言。病夫鲁迅临死之前最有力气的一句话是：一个也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是的，肉搏的伦理学不允许宽恕行为的发生。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宽恕要么是强者的行为，要么是弱者的行为，却不大可能是以强者的姿势现身的弱者的动作。它不是。
　　鲁迅在向正人君子、胸前有徽章的人、中庸的猫、资本家的乏走狗、流言世家、现在的屠杀者、无声的中国、已经唱完的老调子、无花的蔷薇、捣鬼者、淡淡的血痕、友与仇、人与兽……投出了自己的怒火后，肉搏的伦理学早已表明了：他已经找到了打开自己身体这间铁屋子的开关，他走了出来，迎面碰上了这一切，禁不住暗自高兴、庆幸起来。它们来得可真是时候。它们引起了他早已满储的、将要溢出的、来自于身体内部的恼怒，也承接了那些有如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的恼怒。它们用左耳洗耳恭听，从右耳把肉搏的伦理学发出的愤怒之声弹出。”我从前的攻击社会，”鲁迅长舒了一口气，然而也是索然寡味地说，”其实也是无聊的。”（《而已集·答有恒先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攻击下去呢？大大半是肉搏的伦理学的惯性需要罢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源于身体的、有关绝望的伦理学。
　　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５日深夜，噩梦中的卡夫卡从床上爬起来，打开了令他窒息的窗户。然后，这个终其一生都在向一个未知的、更高的法庭投递自辩状的犯人，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首诗：
　　由于虚弱的缘故我们用新的力量攀登神秘的主在等待直到孩子们精疲力竭
　　病夫卡夫卡没有说出精疲力竭的孩子们是否到达了主的居所。从《审判》，尤其是从《城堡》中，我们看见了这些孩子们的无望努力。主和孩子们在捉迷藏。主是虚拟的，它是只找到开关和找错了开关注定的结果。有趣的是，肉搏的伦理学却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种攀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野草·影的告别》）他究竟想去哪里？一副病怏怏的身子，他又能去哪里？还能去哪里！
　　４”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胡话……”（弗洛伊德）
　　经常喜欢倒过来看问题、喜欢麻雀仰着飞的叔本华在某处说过，身体越虚弱的人，精神也就越强大；鲁迅说，我完全赞同（《华盖集·战士和苍蝇》）。这里面究竟有没有同病相怜抑或顾影自怜的味道？在这一点上，鲁迅只有二分之一的诚实：他一面同意叔本华的话，显示出了一个在远视眼和近视眼那里的战士形象；［２１］当他从身体的铁屋子里破门而出时，又不免要把充当一个战士无法出完的怨气洒在自己身上。这当然是要冒着毁坏身体的危险的。他到底明白了，原来战士也不是想怎样发脾气，就可以怎样发脾气的－－鲁迅分明有些破罐破摔的况味了。他曾经对许广平耳语道：”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地做。……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两地书》二四）这才是可以让人信任的话。［２２］
　　德鲁兹与伽塌里在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里说：身体的欲望总是以对”那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全部瓦解作为开始，因为身体（即无意识的欲望）不提什么意义问题（参阅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原始的意义目标了。是的，身体能产生追求，不能产生有关人生价值的科学真理－－伟大的达·芬奇在这方面就犯过错误，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对某一事物本性的彻底了解，那么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件事物，这就把无意识的东西处理成为知识或者知识的客观性了；追求指涉的是信仰，真理指称的是一种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纯客观存在；信仰的句式是?quot;我信……”，客观存在的句式是：”你必须信……”；”我信……”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你必须信……”则是强制性的，它意味着”否则”之后就要破你”门”而入的惩罚，这惩罚据鲁迅说有时来自天理，据另外的人说有时又来自于上帝或真主，据福科说还可能来自于权利和知识话语的霸道性（参阅福科《规训与惩罚》）。总而言之，那些号称真理的东西为了维系自己的尊严，不惜牺牲肉体的原始涵义。让身体去堆砌有关人生价值的客观真理，既是对真理的滥用，也是对肉体的蔑视和吊诡。杜甫说?quot;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吴虞说：”英雄欺世惯，圣贤误人深。”这中间的原因，被另一个诗人用一句妇孺皆知的话给揭发出来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就这样，真理意味着殉道、祭献和充当牺牲。真理超过了肉身画定的疆界。对于身体，真理仅仅是一张鬼脸，鲁迅把那些在晚上制造出的真理，称作”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充分显示了鲁?quot;毒眼”的力量。身体拒绝参与真理举办的各种化妆舞会和贴面舞会，因为在那些舞会上，肉体是一个幌子，顶多是一个卑贱的、只能躲在墙角的客人。［２３］
　　信仰是身体唯一可以支撑的精神之伞，它的开关就在身体之内。”我是我的骨头的主人，”罗兰·巴尔特意味深长地说。信仰意味着肉身的局限，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全能：只有信仰才能为肉身找到一个超越肉体的去处，可是信仰依然来自于肉身的庞大需求。没有信仰，肉身的确只是一副臭皮囊；只有信仰，那就是承认人有灵魂或者只有灵魂。这是肉体独有的辩证法：它是孙悟空在唐三藏周围，用金箍棒画出的一个可以阻拦牛鬼蛇神、妖魔鬼怪能够进入其中的圆圈，它保护肉身不受外来侵害，尤其不受乔装打扮的真理假冒信仰之名对身体带来的残杀。
　　除了身体本身的原因，肉搏的伦理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鲁迅说出了他不愿意去的很多地方；但他也知道，他必须要去一个地方。坟是最后的去处，这不用去理会了，反正会有那么一天；鲁迅说，关键是从这里到坟场的路数。墨子临歧路痛哭而返，阮籍触穷途大哭而还，刘伶一边走路一边喝酒，一边命人跟着自己，半闭着眼向后摆摆手：死便埋我。鲁迅却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情形的：如果我遇到了歧路，?quot;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老实人，也许夺他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开了再下去，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鲁迅设想了多种可能性，其实也只是想说，在这个毫无真理可言的世界，肉搏的伦理学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就这样，无物之阵就既是他最可能的去处之一，是肉搏的伦理学可以大展手足的舞台，也是鲁迅打开身体的开关后，唯一”信仰”的尤物：他厌恶和不信任无物之阵上的任何一件东西（包括这些东西们带来的所谓真理），却相信”举起了投枪”的”这样一个战士”的形象（《野草·这样的战士》）。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学问、道德、国粹、民众、逻辑、公意、东方文明……，鲁迅一一指点着它们说，这些果然都是无物之阵上的上好名称，构成了无物之阵上空心人大联唱。但举起投枪的战士在向他们甩出了投枪后，才发现了他们的空无一物。广泛的目击，普遍的洞穿：鲁迅变得勇敢起来了。［２４］但是，具体的上战场、杀人、革命以及当蜜蜂所要求的勇敢，和面对抽象的无物之阵与虚无所要求的那种勇敢相比，毕竟还有着质的不同。前者是以肉身的损毁为代价，后者则是以信仰的破产为前提。身体对此当然有话要说：要做到后一个勇敢，困难；要做到前一个勇敢，则是难上加难。
　　身体是我们唯一的故乡，信仰是身体的游子；而号称真理的，往往不过是鸠占鹊巢的私生子。遗憾的是，由于后者的过于主动、伪装的热情和假他人之手的霸道，我们把真理当作嫡出的子孙已经千百年了。信仰有门却不得而入。它的故乡看来是不打算要它的了。它在不断地敲我们的门，可这不是命运的敲门声。出于这个原因，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这暗中的”规律”依然在暗中怂恿我们、指点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总得有一条活路啊！”指称的其实就是这暗中的规律。身体打开，儿子出去，正如同身体打开，儿子可以进来。肉搏的伦理学也在暗中受到信仰的支配，它说：”我信……”，”我必须得有一个信……”。里尔克声嘶力竭地高喊道：
　　大地！不可见的！如果不是这种再生，你急切的召唤又是什么？大地！亲爱的大地！我要！（《杜伊诺哀歌》之九）
　　究竟是故乡在寻找游子，还是漂泊的人儿背着墓碑在搜罗故乡？这里有了一点含混的、纠缠不清的意念了。几乎在肉体的痛苦中昏迷了一生的荷尔德林对于还乡，有着更为精湛的描写。可能是他离自己的故乡不太遥远了的缘故，他没有了里尔克的悲痛欲绝：
　　航海者愉快地归来，到那静静河畔他来自远方岛屿，要是满载而归我也要这样回到生长我的土地倘使怀中的财货多得和痛苦一样
　　而鲁迅从铁屋子里走出来后，便和他的儿子迎面相撞了。这究竟是幸运呢抑或大背运？无物之阵意味着，信仰在向着空无开火－－这正是肉搏的伦理学遇到的一大难题：故乡找回了自己的儿子，却发现他并没有多大用处，仅仅是有一个罢了。
　　史沫德黎（ A. Smedley）有一回很奇怪地问女画家珂勒惠支（ Kaethe Kollwitz ）：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作画，现在你却在表示母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那是因为我一天天老起来了……。鲁迅临终前曾经深有感慨地引述过这则逸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那是因为他也老了。萨特的情人波伏娃说过一句十分”歹毒”的话：老年是对生命的拙劣模仿；萨特自己也说过，他决不和二十五岁以上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激情，因为他们的身体虚弱到了支撑不起激情的程度；O·王尔德则说，年轻人想忠实，做不到，老年人想食言，又力不从心。就是这样，鲁迅已经没有力气去指使他的儿子了，因此，无物之阵也是去不得的了－－那毕竟是一个需要力气去摔投枪的地方。卡夫卡对疲惫的描写正好可以用在这里：他的疲惫是一个斗剑士的疲惫。鲁迅累了，也老了。他从无物之阵上退了回来。但肉搏的伦理学并没有放过他，他（它）还有怒气要出：鲁迅直到死，也没有将投枪和匕首转换为香巾与项链。他说，一个也不宽恕。这是一种纯粹只剩下形式的信仰，是为信仰而信仰：人总得有一条活路才行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这里依然有效。既然不能再掷投枪，那么?quot;相信”一切都不足信才算是最后的抉择。这是肉搏的伦理学最后的信仰，几乎已不是信仰。它和所有需要肉体充当牺牲的真理决不一样－－我们早就听说了，真理在最后总是以哈哈大笑的姿势来完成自己的。因为真理总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中，这才是自打盘古王开天地到而今的唯一真理。
　　通达最后的信仰有一个前奏。从需要更大力气才能面对的无物之阵中退出来后，鲁迅把他一贯的幽默发挥到了极致。米兰·昆德拉曾经以为，对幽默的发现，是西方人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人们从此可以对从前唯一的真理放声长笑了（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这显然是健康的人、自信的人的动作。鲁迅的幽默是不带笑意的，它只是他”隶体胡须”（阿累《一面》中的描述）上的轻微颤动。鲁迅的幽默表情，和他面对无物之阵的表情一致，只是前者比后者更省力－－鲁迅的幽默就是为了节省体力。因此，和昆德拉截然相反，鲁迅的幽默是他接近衰亡的一个征候。中国历史上有笑话，有昏话，有谎话，有屁话，有鬼话，有蠢话……，就是没有真资格的幽默。有鉴于此，林语堂曾经荒唐地提倡过幽默文学，而钱钟书指着他（它）的鼻子很省力地说，这就是一个幽默（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说笑》）。中国人不理解幽默，鲁迅的幽默长期以来被广泛误读，不过是老兵的又一新传。肉搏的伦理学第一次发现了和自己内在腔调相一致的幽默：这是失败者鲁迅最大的成功之一。
　　５”噢，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也为驼背小人儿祈祷吧……”（德国童谣）
　　德国童谣里有一个驼背小矮人－－本雅明在论述卡夫卡时曾经提到过它－－，谁如果被他注视，谁就会受到惊吓，从而也变作一个倒霉的小矮人。要命的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才去注视人，也不知道他将要注视什么人。总之，从童谣流传的广泛性来看，说小矮人至今还出没在人群之中，是不会有错的（现在不是还到处滚动着各种各样的矮东西么？）。小矮人的出没，造就了大量的矮子，也造就了影响极大的矮子的真理。
　　我们被矮人注视由来已久。当一种矮人的真理出现后，小矮人的起源就转变了：是一些矮人拿着自己的主义，在教导另一些人也要充当矮人，最后他们果真变作了矮人－－累积加叠，使得矮人主义恣意横行。在中国，最大的矮人主义真理观，是由一群叫做儒家的小矮人提供的。［２５］鲁迅在《补天》中，专门在高大的女娲胯下，设计了一个走动着的、指手划脚的矮个子儒生，就明显是鲁迅牌幽默的神来之笔了。儒者，柔也。讲究的就是个不温不火。据王充等人说，子路本来是个猛夫，杀人越货、浪迹于月黑风高之际，要是没有孔夫子是完全可能的。不幸（或者大幸？）的是，子路后来成了孔子的门徒，受儒家之柔术，最后也变作了一个几千年后屡屡被鲁迅挖苦?quot;非礼勿视”、躬腰趴背的”柔”儒（王充《论衡·率性》）。但他也受到了正宗和准正宗的儒生们的一致恭维：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矮人和矮人主义是成正比的：矮人只能产生矮人主义，矮人主义又充当着矮人的精神护法师。肉搏的伦理学深刻地发现了这一关系；肉搏的伦理学之所以能对此独有感悟，不能不说是鲁迅长期囚禁于身体这间铁屋子，对肉体与精神之间的水乳关系有着太多的感慨。这使得他完全有自己的理由，把怨气出在矮人主义促成矮子的生产方式上。鲁迅说，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一点的改革，都无不加以阻拦（《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因为变革会破坏矮人集团的内部平衡，最后受到威胁的肯定是矮人主义的真理观。不是说了么，在动物眼里人也是动物；矮子的真理是希望所有的人最后都有幸能成为三寸丁。鲁迅用省力的幽默语言说，率先进化的那只猴子，肯定会被还未进化的、还来不及进化的猴哥们给毫不犹豫地搞颠。
　　这就是矮人的真理假冒肉体的信仰，鸠占鹊巢似地来到肉体故乡的唯一结局。这种普遍的真理造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事实，以致于歌德在《浮士德》里把这种矮东西称作”水晶人”。据说水晶人并不是表征死，而是代表一种凝固的、不能更加发展的形式（温利奇《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中译本）。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讲座里，也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凝固的历史，显然指的就是”水晶人”的历史了。肉搏的伦理学在打开自己身上的开关后，既发现了这一形式，也把自己的怨气出在了这一形式。鲁迅说，现在的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子弟的成色（《坟·论睁了眼看》）。说得激愤、刻薄，而又是那么到位和观察准确。肉搏到伦理学发现了新一轮的子路。而经由肉体去考察民族精神，在肉搏的伦理学那里是顺理成章的。它至少表明，鲁迅已经受够了身体对精神和信仰的囚禁之苦，它知道要解救精神，就得首先解救肉体，为精神留下在肉体上的房间－－这对个人，对民族都一个样。
　　叔本华把绅士比喻为豪猪，鲁迅嘴上不承认，心里早已为这句话供上了牌位（《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因为在病夫鲁迅那里，豪猪至少是强健的，是活跃的、野蛮的，?quot;水晶人”的凝固板滞绝然相反。它足以能支撑起自己的信仰之伞，也能足以抵抗假扮信仰而来的各种矮子的真理。在一篇精短（但读起来很长）、漂亮的文章中，鲁迅揭发了中国的矮人真理是如何把人一步步弄成矮子加流氓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很显然，这里的流氓就是歌德挖苦过的”水晶人”，不过是能做出各种复杂动作的”水晶人”，尽管流氓在无耻方面的确称得上花样百出。因为他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终极走向。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还暗示过：由于身体的孱弱，整个中国连睁眼观看、正视现实的能力都丧失了（《坟·论睁了眼看》）。就是这样，鲁迅才会不无恶意地列出了如下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某一种人”在这里，难道不就是指中国的矮东西们吗？毫无疑问，鲁迅赞同那些带有兽性的西洋鬼子。毕竟他们是孔武有力的人，却又未必时时像《流氓的变迁》描写的那种角色一样，专门去惩治饮酒的和尚、通奸的男女，以期从中获得时时断顿的快感。德国童谣里的矮东西和鸦片一起，被船坚炮利的洋鬼子们强行促销到了中国。这真是有趣。
　　相传吴中盛产呆子，儿童们很是害怕。解决的方法既简单又奇特：除夕之夜，害怕以后会变作”举童子业，屡不授”似的小矮人的孩子们，都从新年的门洞里跑出来，沿街竞相大叫：”卖汝痴！卖汝呆！”－－好像所有的痴呆存货都可以得到挥泪大甩卖似的（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并序》：”除夕更阑人不寐，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候补矮人们搞忘记了，既然所有的人都是生产痴呆的袖珍加工厂，所有的人同时又是经营痴呆的销售商，痴呆到头来也就注定只有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了。但肉搏的伦理学决不会忘记－－因为病人在看待问题时，往往最有可能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对”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都有着相当实用主义的认识，至于”我想做什么”则是一个非常靠后的问题：我有病这个肉体事实，将会严重限制对”我想做什么”的美妙设想。鲁迅选择了前一种情况。
　　正是渴望肉体和精神同时强大的理念，在鲁迅笔下作祟，使得几乎人人都知道，鲁迅曾经是个进化论者（后来呢，据说是个社会主义者了）；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使得几乎人人都忘记了，鲁迅其实至死都是一个退化论者，当然这得从相反的角度去看－－这就是不带笑意的幽默的语用学涵义之一了。柏拉图提出过?quot;退化的进化论”正是鲁迅要提出的。柏拉图说，诸神创造了人，其他物种则是人的腐败和衰落过程中实现的。起初，有些人（比如懦夫）下降为妇女，缺乏智慧的人逐渐下降为较为低等的动物。我们听说了，鸟就是由无害但懒惰和体质虚弱的人变成的，鱼和贝类就是那些最愚蠢、最笨拙和最矮小的人”进化”而成的（柏拉图《提迈欧篇》）。而鲁迅则说，矮子们，如果你们还要在矮人主义的指引下前进，你们就会”进化”为虫子（《呐喊·狂人日记》）！变成完美监狱里享受温饱的犯人（《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但矮子们是否会改变自己的主义呢？鲁迅比所有的人都要明白这中间的过节。这就是鲁迅的绝望之处，也是他在这方面艰苦努力之后注定的失败之处了。绝望的鲁迅甚至不惜报复性地拖着自己的病躯去扛起黑暗的闸门，试图把不想变做矮人的孩子们放到光明中来（《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的形象陡然之间高大起来了。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仍然是令人叹息地失败了。
　　肉搏的伦理学在这里，同样展示了一贯绝望和注定要失败的面孔。戴着这副面孔，鲁迅一次次来到矮人主义制造的矮子的无物之阵，察看着矮子们制造的无事的悲剧。他的最后结论是：绝望或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在向残破的时代和社会出够了来自于自己身体的怨气后，才发现自己怨气的库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对于这种广泛的失败感，他也只有抱以不带笑意的幽默了。
　　契诃夫在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里，描叙了一个急着要穿越草地回家的孩子：孩子看到茫茫草地绝望地哭了；等他穿过草地尽头从此不会再有草地时，孩子又哭了：没有了草地，他该做什么呢？至于还要不要回家，要么已经被孩子忘记了，要么就是显得不太重要了。鲁迅现在遇到的问题和那个孩子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向残破的社会和矮子主义及其真理猛烈开火时，把肉搏的伦理学原初的意思给弄丢了－－到了最后，如同近视眼和远视眼所认为的，直仿佛鲁迅一开始就想这么做。
　　既然得胜的是第二性征，班师回朝的总是本质和灵魂，那么每说的，民族魂的大旗也就可以盖在遗体上了。
　　［１４］ 远视眼和近视眼不仅是指那些神化鲁迅、专从鲁迅身上寻找大件的人或动作，也指那些研究鲁迅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自己也误认为鲁迅的人。目前这些人还有很多，兹不一一例举。
　　［１５］ 其实，在鲁迅的写作里，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请参阅《鲁迅全集》日记、书信卷。［１６］ 此处的真实意思是，研究鲁迅有必要从一个个微观的角度来展开。鲁迅研究从发展来看，曾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革命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本书认为这些都可以名之为大鲁迅研究。我的理由是，这几种不同形态的研究最后都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不过是提法上有些差异。本书对此不感兴趣，它只想从身体、日常生活、语调……等渺小视角来观察失败者鲁迅，以期提供一种有趣的解读。
　　［１７］ “动作”将是本书的中心概念之一，从对鲁迅在不同时候、不同心情、面对不同人时的特殊动作的分析中，获得对鲁迅的理解。
　　［１８］ “胃”在鲁迅这里有着隐喻性质，它牵连了一大堆问题，本书《肠胃的精神分析》对此将有详细论述。这里主要是?quot;胃”的生理功能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
　　［１９］ 本书决没有否认鲁迅有志于改善国民性的初衷；有人考证说，从很年轻起，鲁迅就把改造国民性和唤起民众当作自己的终生理想了。本书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唤起民众和改造国民性是不是只能采取激愤的方式？是不是只有用文章的形式？除了性格的原因，爱好文学是不是一个更”渺小”的理由？我们允不允许鲁迅有这样的理由呢？在这样崇高的理由面前，身体方面的理由完全被阉割，就是可以想象的了。本书的初衷就是要从正面弥补这一纰漏，所以很可能会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说法。敬请谅解。
　　［２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为了节约篇幅，也为了不冲淡主题，请参阅敬文东《四月的偏见》（载《东方艺术》，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和历史有关的几则札记》（载《山花》，１９９９年第９期）两文。
　　［２１］ 比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藤野先生》等文里就反复说过：精神麻木的人，无论身体如何强健，也只能是看客的材料。［２２］ 其实正是矛盾的鲁迅才是真实的鲁迅，对”痛苦的鲁迅”做过深入研究的王晓明先生显然是同意这一看法的，并且有过精当的论述（参阅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２３］ 本书公开承认，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统一的价值真理，有的只是合理性的生活以及只与个人（尤其是肉身）相关的信仰（这可以是非理性的），而且这种信仰不能被集体借鉴；许多集体的真理就是由个人信仰强行变作的－－不用举例人人都能明白，它最后的结果除了灾难还会是别的什么。
　　［２４］ 对鲁迅来说，无物之阵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因为鲁迅的虚无主义理念对此有强大的规范力（请参阅本书《夜晚的宣谕》）。［２５］ 直到现在，还有人大谈东方文化（尤其是孔孟文化）可以成为下一个世纪的全球文化，据说是去拯救西方的物欲主义。这种荒唐性根本不配从理论上去反驳，只问一个事实：孔孟文化解决了中国的物欲主义了吗，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而今眼目下的？从这里，正可以看出鲁迅当年的锐利眼光。这是一个和继承民族文化无关的问题。本人也曾在《流氓世界的诞生》一书（未出版）里，详细地论述过这一点。
　　来源：北大新青年作者敬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