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當魯迅碰到尼采時

　　精神界之戰士
　　文/張釗貽
　　在魯迅到日本求學之前一年(190l),日本學界風行尼采思想 。高山樗牛(1871一1902)由於熱情的評論活動而鼓吹英雄之個人主 義，把尼采介紹給日本人,尼采於是被看作是一位自由主義教養者：排斥卑俗物質文明與喧囂的軍國主義,教人過高貴而有個 性的內在生活,受到全日本熱烈的歡迎。魯迅赴日後進弘文 學院,他初次接觸尼采,當是通過日文的介紹性書籍；直接讀尼采的書,應是離開仙台到東京之後。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內,他看來只有《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但是,這本書對 魯迅的影響,到後來才較顯著,就他留日期間發表的幾篇長文來看’反而是尼采在日本的反響,諸如英雄的個人主義、反對物質主義和軍國主義等,佔了突出的地位。魯迅到日本留學,雖然也跟當時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 是為了尋求使中國達至富強之道,但魯迅的「提問法」，卻是很獨特的。魯迅在弘文學院時,開始思考國民性的問題。他經常跟許壽裳(1882一1948)談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甚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三個問題,既說明當時魯迅思想的基礎和出發點,也可以說明尼采投合魯迅的原因和起點。魯迅東渡日本求學,正是由於絕望於儒家之徒,為的是尋求一種新的價值觀,著眼的是倫理學範圍的問題,並非以政治或哲學領域的問題為主；其目的要改變國民的精神,使之臻於完美,跟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出發點和目的,差不多是一樣的。雖然,國民性的問題,當時的革命者也有注意-尤其是梁啟超{1873一1929)。魯迅後來提倡文藝運動,作為改造國民性的手段,也與梁啟超的影響有密切關係,但魯迅也採取了尼采的方法,而而且更認同尼采的方法。所以,梁啟超的影響可以說是造成了魯迅與尼采「親和性」的基礎。
　　魯迅對那三個問題的解答,大部分都可以在那幾篇文言論文中找到,尤其是(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三篇 ,而尼采在其中,正是以一種藥方的姿態出現的。當然,魯迅注意他,只是把他當作反十九世紀思潮諸思想家中之一位,因此,魯迅對尼采的認識,難免受世界思潮的限制而存有誤解;另一方面,魯迅這時的主張,也混雜了各種因素,所以,尼采的影響不是很清晰、純粹或單一的。儘管如此,魯迅思想中的尼采色調還是很鮮明的,而且所佔的地位也很重要。瞿秋白(1899一1935)以魯迅這時的思想基礎為”重個人非物質”,就全都與尼采的影響有關。不過,既然尼采是作為解決國民性問題的藥方,那麼要分析這段時期尼采在魯迅思想所佔的地位,就得從分析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整個構想出發。而且,國民性的問題,不單是魯迅思想的基礎,並且是貫串所謂前後期的軸心,不掌握這一點,也就無從了解魯迅對尼采態度的演變。
　　對於”怎樣才是理想人性”以及”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甚麼” 這兩個問題,魯迅的答案並不是很清晰的,他只是提到一個民族要有”內曜”,能發心聲,並要有自覺和個性。他認為,這 些優點是一個民族文明和進步的根基,而當時的國人正缺乏這些 東西。具體地說,在中國,這種人只”能見諸古之記錄,與氣稟未失之農人”。而就實質而言,這種理想的人性與西方文藝 復興及啟蒙主義的自然人性觀是一致的,魯迅事實上也是認同了 西方人道主義的傳統,而又正是在這一種傳統上,我們看到了他與尼采思想驚人的契合:魯迅很贊同尼采”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 的見解。尼采所謂”新力”,當是指人與生俱來的生命力的激情。尼采認為這就是人們能源,是人們精神力量之所寄。而基督教及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卻以之為”惡” ,設法抑制、去除,結果使強者變成弱者。尼采拼命攻擊基督教,原因在此;他的”重估一切價值”,目的亦在恢復原來較符合自然人性的道德。而魯迅也認為中國人需要恢復這種”獸性”。他的攻擊舊文化,原因亦在此。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分析國民性的缺點上,我們看到了魯迅與梁啟超的思索方向的分歧。梁啟超分析中國人的缺點,主要是以當時西方民族民主政治 的標準來衡量的,雖然,魯迅在國民性問題上可能受梁啟超很大的啟發,但他對於梁啟超提出政制改革、發揚舊道德等解決方法,並沒有作出什麼回應。梁啟超的分析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在揚歐美抑中國的對比中,不能說明一個問題:為什麼與中國情況那麼相近的日本,不但避過西方的侵凌,而且還能在短時間內擠身於世界大國之列。而這個問題顯然也是困擾魯迅的一個大問題。魯迅認為根本原因是一種精神上的隳敗,他認為中國古時的人性並不比別的民族差,現今國民性之不濟, 原困在於內亂和外患,尤其是”兩次奴於異?quot;；另一方面,魯迅還抨擊了中國文化,認為它是違反進化,缺乏上進，”本尚物質而疾天才”,跟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性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他提出解決國民性問題的方法,除了文藝外,其實還有推翻滿族統治的種族革命和文化批判。而魯迅把它們設想為兩個階段:首先是以革命為主,文藝運動為輔,先推翻”異族”的統治,改變國民的奴隸地位;然後著重文藝運動,直接改造國民的精神。但所謂文藝運動,實際上又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文化批判,一是推廣文藝。而文化批判在文藝運動中又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但是推廣文藝的先鋒和衛士,因為如果沒有文化批判以打擊當時的以及固有的崇尚物質的風氣,文藝顯然難於推廣,而且,文化批判也是改變國民思想的更直接、反應更快因而更有針對性的手段。而這就與梁啟超無關,完全是尼采的方法。
　　對於依靠什麼人來推行改造國民性的問題,魯迅也是認同了尼采的思想。魯迅從歷史的啟迪中得出精英主義的觀點, 梁啟超雖亦有主張，但由於方法上的不同,使魯迅的觀點與尼采的”超人”學說更具一致性。有人竭力論證魯迅所”排”的”庸眾”,並非”人民群策”,並引魯迅”民眾候將來再談”的話,認為”「談」還未談及,何來排斥?”。然而,魯迅分明鮮明地提出”人群之內,明哲非多”,是非、政事不可以公於眾,”惟超人生,世乃太?quot;。而他所期望的”超人”,他所希望叩”別立”的”新宗”,也必須是從接觸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中產生出來,-句話,他的救國方案主要靠知識和思想界精英分子,而不是靠”人民群眾”。也就是說,是”排斥”群眾的。不過,魯迅所希冀的”超人”與尼采的也並不完全相同。就其相同之處而言: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魯迅在於”立人”,尼采為了「改進人類」,都是為了人性的進步；其次,這些”超人”又都是價值觀念改造者以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但魯迅卻希望”超人”能發揮政治的功能,而尼采對政治、國家之類的觀念卻常加冷嘲熱諷。反對魯迅認同尼采”超人”學說的論者,常常喜歡引述魯迅對 “超人”感到渺茫的話,諸如”意力絕世,幾近神明”、”宗教與幻想之臭味不脫”等語,作為批判尼采學說的證據。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魯迅正是主張有宗教,要”別立新宗”；即使不能得”超人”,也要求”英哲”。因此,魯迅並沒有否定其價值和作用,只對”超人”的實現不表樂觀而已。而他的這種懷疑,是與他對尼采學說的矛盾認識,以及中國當時的狀況,有複雜的關係的。要之,魯迅是希望有深明中西文化、世界潮流的傑出人物挺身而出，為國人建立一套有利人性進步的價植標準,並引領中國人走上解放自己的道路。由於魯迅並不是政治活動家，所以儘管他把”超人”學說寄以政治功能,意義卻是不大的。他只是一個文化戰士。因此,尼采影響的地位,也就應從”超人”學說在其文藝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來體現。而「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過程,就是其地位的重要性的最佳說明。魯迅在{摩羅詩力說)的末尾部分,講述了”摩羅”詩派的崛起: 先是有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一1704)掃蕩社會謬見(「重估一切價值」),為變革播種,繼而是”摩羅”詩人(「精神界之戰士」)文學反抗社會,釀成潮流,促成社會改革。文藝運動先來一番對尼采的文化批判,前面已分析過,這裡則進一步闡明了文化批判是為”精神界之戰士”的冒起開路。而這些詩人們又卻屬於”性解”(genius)，在魯迅的詞匯中,這就是”超人”的別名。因此, 文化批判的目的,就是為”超人”的出現作準備!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引述拜倫的行狀,只根據一本書，惟獨提及到尼采的地方,則是他另加上去的,尼采之與文藝運動連緊起來,可見是魯迅自己的見解。魯迅的”精神界之戰士”是個頗為複雜的概念,這個複雜的概 念,是與魯迅所受的複雜影響以及他自己所處思想尚未成熟的不 穩定的階段分不開的。很多人都指出,”精神界之戰士”就是魯迅對別人尤其是對自己的期望,而且其中固然有尼采”超人”的精神, 也有章太炎(1868一1936)等人的影響因素在內。事實上,章太炎的影響就正如梁啟超的影響一樣,形成了魯迅對尼采”親 和性”,但由於本身性格特性和愛好,魯迅是更認同於尼采的啟 示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分析一下”精神界之戰士”的複雜因素。”精神界之戰士”無疑是具有”超人”的特點,諸如自尊自強、 不與世俗同流、與社會抗爭、不懈的鬥志、追求人道主義的理想等等,都與”超人”相通。但是另一方面,其中亦有時代色彩和 魯迅自己的愛好,具體地說,就是革命活動家和浪漫的詩人。但 從魯迅以後的主張和實踐來看,後兩項因素都是短暫的,或者是有意壓抑了的,因而在其文藝運動中是非主流的成份。魯迅之所以選擇一些充滿戰鬥性的浪漫詩人來標榜”精神界之戰士”,正是 由於當時風氣喜歡慷慨激昂,叫喊復仇和反抗易惹人感應。總之,是時代的需要。他所重視的”指歸在動作”亦如此。隨著時 代的改變-辛亥革命的成功,亦即改造國民性第一階段的完結 -這種因素也就自然消失。事實上,魯迅之加上這些特色,也跟他年青時的浪漫傾向有關。早在南京求學時期,他便刻有”戎馬書生”和”戛劍生”的石章,又常騎馬,頗思”動作”。但魯迅雖然浪漫,卻到底並非屬於”動作”的那類人,因為他”看事情.太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他參加光復會後,有人要他進行暗殺,他便由於顧慮到母親,令”上級”不悅,不要他幹了。看來,他對於自己的想當軍醫,後來也覺察到是受這種既要英雄又多顧慮的意識驅使所至,因而頗為自責。在”五?四”以後，他對青年學生示威遊行便不大贊同,他不喜歡”挺身而出”的戰鬥方式。至於魯迅與詩,是個頗為複雜的問題。他這時之愛好和重視詩歌,受浪漫主義詩人的感染,部分原因自然是當時慷慨激昂的風氣和年青人的熱情敏感、富於幻想的特性使然。但魯迅那種認真、太認真了的性格和冷靜乃至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以及現實給他挫折,很快就令他離開了那種過於理想化的浪漫主義的影響。但這並不表示他不愛詩。雖然,他後來曾表示過不喜歡做詩:也不懂詩,始終不能有詩人朋友,但所指的當為新詩及詩人的浪漫主義態度,因為他到底是”南社”分支”越社”的成員之一,而且後來也做過不少精彩的舊詩。對於這種矛盾的現象,有人分析指出,這是因為魯迅為了實現新文化革命和未來的社會革命而犧牲了自己的對舊詩的創作。從另一角度看,也就說明了魯迅不再把詩作為改造社會的文藝運動的重要手段,儘管他對詩是一直喜歡的。
　　把浪漫主義的詩人和革命活動家的因素剔除之後,”精神界之戰士”所剩下來的,就是更鮮明的尼采”超人”的氣息,而這正是魯迅所更重視並在以後的日子裡堅持下去的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與章太炎之間的異同。
　　章太炎一生中有相當長的時間參與政治活動,其主張因時勢而變,甚至前後矛盾,是並不奇怪的。幸而他對魯迅的影響, 主要是從他開始主編《民報》(1906年9月),至魯迅返國(1909年8月)的一段時間,而他此時的主張還是相當一致的。他們之間,的確有很多相同的觀點,例如主張建立宗教、復古、強調個人的主觀力量、提倡類似個人主義的主張等等,其中有些可以籠統稱之為影響,有些則似乎是當時的風氣使然。魯迅提倡復古和”別立新宗”,顯然是受章太炎影響的。雖然內容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別；但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問題上,魯迅的認識比章太炎還要早,他們大概是受當時無政府主義風氣的影響。在個人主義方面,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推崇自尊自信,則與魯迅”任個人、””張靈明”的提法頗為合拍。何況,就其活動來看, 章太炎亦堪稱發揚個性於極至的個人主義者,而這對魯迅無疑是有深刻影響的;他在《民報》的言論,也頗有文化批判、”重估一切價值”的氣慨。以上諸點,不少也是魯迅從尼采中得到的。我們還可以從下面一段引文中,了解到章太炎在魯迅與尼采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章太炎在(笞鐵錚)中說:
　　”王學深者,……,及其失也,或不免偏於我見。然所 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 所謂”超人”,庶幾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貴族之說)。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 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楬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這裡除了顯示他所理解的”超人”,乃自主自尊、意力非凡、排除俗見(雖然不要”貴族之說”),與魯迅所見者相同外,還可以看到他們都把”超人”揉合到一個革命活動家身上。因此,至少可以認為,魯迅認同尼采的”超人”學說,因章太炎的影響而得到加強。(事實上,章太炎是1906年才到日本的,比魯迅遲,而魯迅赴日之前,尼采已開始在日本流行,章太炎不過是尼采對魯迅影響的中介。)然而，”精神界之戰士”的革命活動家功能,只是一種短暫的附屬物,雖然其精神、情操對魯迅是有終生的影響的,但此處只就其改造國民性的救國方案而論,可略而不談。儘管有上述眾多的相同之處,魯迅與章太炎還是有兩點很大的不同。第一,是文藝的問題,魯迅以文藝為重要工具,而章太炎(梁啟超也一樣)則以倡導及改革道德為主；章太炎顯然對文藝並不重視，也頗為外行,魯迅對他的見解就頗不以為然;第二,是進化問題,魯迅從尼采處得到進化的信念,而章太炎對此則不以為然, 他認為善惡同時而進,以將來必會更好是沒有根據的。此外,章太炎雖知外族入侵對中國之害極深,但他跟梁啟超一樣,沒有像魯迅那樣看到對國民精神的破壞。章似乎更重視”衣冠文物”所 受的破壞,這一點看來是魯迅與章太炎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之處。魯迅認為只知征服者的虐殺和舊制度的破壞,並 未真正了解被征服的苦痛;真正的愛國者雖懷古,卻應專重現世 以及將來。所以推翻滿清之後,章太炎的言論便過時了。到了新文化運動開始,他們也就分道揚鏢。揉合在”精神界之戰 士”中的章太炎的影響,也就消褪了。魯迅更認同尼采的進化觀, 雖然這是”偽影響”。前面說,魯迅以”精神界之戰士”自期,實際上他還付諸實 踐。他為了提倡文藝運動,與人合辦雜誌《新生》,雖然計劃流產, 但業績卻在。他的幾篇文言文長文、兩冊《域外小說集》和一篇《懷舊》,都表明他肩負起”精神界之戰士”的使命。我們還可以從 魯迅自己的話中得到印證。魯迅表示,他從這次活動的失敗中, “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而應者雲集的英雄”；而”精神界之戰士”,正是”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的呢!而且, 魯迅亦承認過,他曾想做”超人”,所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超人”成分,也是無庸置疑的。 魯迅提倡文藝運動失敗之後,感到很寂寞,並且沉默了下 來。在他重新起來戰鬥之前,魯迅有沒有把尼采拋到一邊,就如同青年時代的慷慨激昂過後,便把那些詩人忘掉了呢?沒有。 不但沒有,而且是更認同尼采了。事實上,從”五?四”前後魯迅 的文章看來,提到尼采之處更多了,而且不少地方是單獨提他的。其中的尼采氣息也較前濃烈鮮明。從發表那幾篇文言長文之後十多年,其中提到的許多人物已不復再現於筆下之際,魯迅獨將《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前言》譯介給讀者,其更加認同尼采,是毫無疑問的。魯迅之更認同尼采,主要是《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魯迅唯一的尼采著作,正非常投合魯迅當時內心的戰鬥。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實質上的失敗,看出尼采”超人”思想在他內心引起的反響和強烈的共鳴。
　　前面談過,魯迅以種族革命為改造國民性的前提,但其結果, 確是”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革命並沒有掃除改造國民性的障礙,只不過是揭開了國民不肯改革自己壞根性的遮醜布。魯迅於是從新如置身於荒原之中,並且還跟社會產生了對抗:他很喜歡阿爾志跋綏夫(MikhailPetrovich Artsybashev,1878- 1927)的《工人綏惠略夫》，因為裡面寫了一個先是為社會做事, 社會卻迫害他,於是便不惜一切地向社會反抗的人物。而魯迅正覺得民國以前和以後,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於是”借他人的澆杯”,把它譯了出來。而魯迅又認為”綏惠略夫”卻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以色彩來”！而尼采對魯迅的影響，便又多了一項:對”虛無”的反抗。雖然,兩者的反抗與”虛無”其實是並不盡同的。而以”個人的無治主義者”比擬為”超人”,也還是近於”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