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有意味参照–读孙郁：《鲁迅与周作人》

　　钱理群
　　当作者选择”鲁迅与周作人”作为他的这本新书的描述（研究）对象，他就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首先是这些年文学市场已经形成的读者阅读趣味：人们看到这个题目，就期待着对”兄弟失和”的老话题翻出新花样，最好是公布最富刺激性的”秘闻”（那怕是编造的），以便满足隐藏着的”窥私（特别是名人的私情）”的欲望。
　　同时是学术界已经形成的研究模式：或”褒兄贬弟”（这是多年已有的），或”褒弟贬兄”（这是近年的新趋势），二者都是把鲁迅与周作人视为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却为人们所公认。但本书的作者不肯媚俗—宁愿置读者不健全的心态于不顾。也不从众—宁置传统的思维定势于不顾。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阅读鲁迅、周作人原著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于是，有了这本书。和比比皆是的假话连篇（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趋时奉命之作不同，这是一本敢于说出真相，有着真性情的真实的书。和到处可见的包装、抄炒的空虚之作相异，这是一本有材料，有见识，有发现，有创造的实在的书。
　　也不是纯粹的”学术操作”，作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读者从书中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相克相生中的融合，感受到了生命（与学术）的活力，感召力，与启示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这本书，为鲁迅、周作人研究，加入了什么只属于作者自己的东西？
　　且不论具体分析中的新意，我以为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有意味的参照”这一概念，并由此开拓了鲁迅、周作人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但作者采用的是读书笔记的写法，每个观点、概念，都仿佛在毫不经意中提出，也不深加论证与发挥，即所谓”点到即是”。有心的读者可从中引发出许多新的思考，粗心者则往往视而不见。我因此决定，下一点”笨功夫”，其实也是偷懒，即将本书中有关论点（包括概念）一一录出，并略加排列，以便把作者的思路与方法弄清楚。—
　　”时光远去矣，后人总可以平静下来，不仅仅以利害来审视这两颗已逝的灵魂。无论你是疏远还是亲近，是接受还是拒绝，鲁迅与周作人，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中绕不过去的存在”。（３４１页）
　　”我一直觉得，两人身上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柢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167页)。”比较一下两人的见解，在对待事物本质的看法上，多接近之处，但在处理问题的态度却截然不同”（３３１页）。
　　”鲁迅思考解放儿童、’救救孩子’诸问题，可说是振聋发聩的。与鲁迅不同的是，周作人不是以战士与思想家的姿态呼应这一问题，而是潜下心来治学术，扎扎实实梳理儿童文化研究的脉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把鲁迅的思路具体化和深化了”（３２７－３２８页）。
　　”周作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补充。在他们互为存在的精神链条中，常常使人看到更为清晰的人性的画面”（３６０页）。
　　”任何一种思潮，一旦定于一尊，便会走向其反面，或僵化，或逆历史而动。历史上此种教训很多。周作人的世界，一直是这一历史悖论的清醒的提示者。……世上要有城市，亦有乡村；有山高，亦有水流；有鲁迅，也有周作人，这便是合理的生态环境吧？……这是一个有意味的参照，也是一种互证”（３４０页）。
　　”就具体的生存方式、价值方式、情感达成方式而言，（周氏兄弟）殊多不同之处，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１０５页），”鲁迅之所长，恰恰为周作人之短；周作人之风韵，又为鲁迅所少有。两人理论可以互补，但就生存状态而言，实在是水火不融，这是人生的不能两全”（３２６页），”实际上，中国近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大致便呈现出两种路子。鲁迅为一种代表，周作人也算一种类型。他们二人，实际上已成了现代文化的两种精神范式”（１２５页），”周氏兄弟的真正价值，是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以及向这一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３７５页），”在许多文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里，你都能读到周氏思维方式对后人的潜在规范”（３页）。
　　”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命的深层体验，我以为二周的遗产深刻性，是无以伦比的。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然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二周的精神在一致中，又分化出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他们永远地纠缠着生存的最困惑的一隅，沿着崎岖的路，承受着命运之旅的诸多重负”（３页）。
　　”鲁迅是背负着苦难而诉说人生的，周作人则是常态人生的自语。……鲁迅多东方的特征，你常常可以在他那儿听到佛的声音，无边的压迫感和忍辱感在弥漫着，周作人则是世界的、儒学气的。……鲁迅是站在东方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引进尼采的强力意志便是自然的事。而周作人从人类的普遍立场出发，则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温和手段校正东方文明的弱点”（１２８页）。
　　”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灵的拷问与鲁迅式的内在角斗对他（周作人）来说都是可怕的精神现象。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他向来不愿把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圣地—自我—抛出旧的轨道，他总是希望在精神上保留自我的园地。在他眼里，这是他心灵最为神圣的一隅。他所信仰的自由主义恰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１９９页）。
　　”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周作人）其知识的广度，可说超过其兄。但他不像其兄在生命哲学与个体体验那么深入下去，故力度被其广度所掩，冲击力便弱了许多”（６７、６９页）。
　　”我曾想，如果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周作人的状态可说是难得的。他的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想法，是十分理智和人道的。可惜他处于乱世，这些思想，便不免乌托邦，或消极。……但周作人超前的一面，跨俗的一面，在今天已显出价值来”（３０９页），”周作人是讲究审美人生的，（即）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人的自由的对象化，……这完全是个体的审美愉悦出发的臆想，亦可谓理想的圣境。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人生境界会吸引更多的人，它的诱力，和鲁迅的诱力，同样是不可衰竭的”（３１７页）。
　　”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说过，在我的身上，附着两个灵魂，一是鲁迅，一是周作人。这很类似于周作人说的’两个鬼’。有了这两个灵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与平凡、悲慨与闲适之间”（３７４页），”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劫运’……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周氏兄弟重逢着，交流着。在这个基点上重新去认识周围的一切”（３７５页），”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就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３页）。
　　”……最困扰后人的，是他们思想的悖论的地方。在解析他们思想最深层的领域时，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一方面是深感知识结构的无法沟通，另一方面，是其价值难题本身所含的精神隐喻，非一般理性之所能简单透析。我常常想起他们的荣辱，在世俗社会里，我们以简单的理论去论述二人，……轻率地描述二人，是难悟其生存的真义的”（３４１－３４２页）。抄得也够多的了，还是打住吧。
　　但还要说几句。按我的理解（或许也有我的发挥），作者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参照”，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确认周氏兄弟在思想根柢上的一致，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在我看来，就是”立人思想”；但他们又有不同的关注点，有各自的领域，因而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大的相渗性与互补性，可以互为发挥，在”参照”中相互深化。但在现实生活的层面，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与情感反应，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上的选择，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构成现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个体人格的两种范式，正是在相互”参照”中，显示出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以及无可逃避的困惑与危机。就社会的总体而言，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相互补充与制约，从而维护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发展上的”生态平衡”。但在个体选择上则又是偏至而相互拒斥的。第三个层面的”意思”也许是更有意思的：周氏兄弟在生命形态选择上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又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时代，是属于人自身的，也就是所显示的是人天性中的”悖论”：人始终是在”剧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创造”与”保守”，”躁动”与”安宁”，”激情”与”温情”，”粗暴”与”温和”，”失衡”与”平衡”，”无序”与”秩序”，”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崇高”与”平凡”……，也就是生命之”重”与”轻”这样的生命形态（心理，情感……）的两极选择的张力中摇摆，陷入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说的”两个不停息地分裂着和不停息地融合着的因素的永恒的调和和永恒的斗争”之中，形成了永远的困惑。—屠格涅夫当年（１８６０）在他著名的演讲里，曾指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屠格涅夫还说：”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译文收《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又发现了自己”或者接近鲁迅，或者接近周作人”，能不能把周氏兄弟的生命形态（及其选择）也看作是”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呢？（在所体现的具体的典型意义上又不同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周氏兄弟不仅如本书作者所说，是”（２０世纪）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而且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典型现象。这样，”周氏兄弟”也就成了具有人类与民族、时代精神史的典型意义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共生体”，从这一”共生体”的内在矛盾，困惑，相互联系，渗透，影响……中去把握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个体生命及其关系，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分割的孤立的研究或僵硬的比较的研究的固有格局，为我们追求鲁迅、周作人研究的新的深度与高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至少是值得一试的。
　　这样，我们就说到本书的局限与不足：可以说作者凭借着自己的思想的敏锐，良好的生命与艺术直觉，感受到了、抓住了、并且提出了问题，却缺少更大的自觉性，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更深入、更充分的展开与阐释。这使我想起，最近听到的南方的朋友对他们说的”京派学者”的批评：有才华，有激情，理论的修养与提升则不足。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适合多数京派学人，但用作本书的评语，则大体合适。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有才气的著作：优点与不足都在于此。但也正因为有了缺陷与遣憾，这才更显出是一本真实的书，它不会成为研究的终点（或顶点），而是作者（与同行们）新的研究（与突破）的起点。—我们可以这样期待。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５日写毕于燕北园·新书序跋·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