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王乾坤再致张梦阳

　　王乾坤
　　梦阳先生：第五次发出的信（打印件）收到，这是一次多么艰难的精神旅行，非常感动。
　　帕斯卡尔曾认为，人有三种伟大。方便地说，第一种是外在力量，第二种是知识，第三种是仁爱。他认为在这个系列中，一个比一个更有价值。这也正是我的价值谱系。你所说的”才华”属于第二类，即便在我这里是真的，也没有特别值得”爱”、”崇敬”的地方。知性上的明敏并不太难，况且它并不构成的之为人最为根本的内容，未来的电脑或者光脑也许比以往任何一位大学问家更博学，更敏于思。人最难做到的是爱，这是最接近上帝的因而是人类最永恒的品质，是其它的存在物所不可能有的属性。对于知性范畴的东西，我虽然也不小觑，有时也欣赏（这毕竟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显现），但很少为他人的才华倾心过，倒是更容易为善者征服。所以对你的自责?quot;做了不少后悔事”）与自嘲（”很拙”，”很笨”），很是感动。对不知的东西保持缄默，以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你应该感谢你的母亲。事实上，母亲的慈爱传达出的正是一种仁爱的原型。我想，幸亏母亲没有被”进化”或者”革命”掉，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宗教情怀的类群中，如果没有母亲，这世界人心一定会更阴暗更不可想象？这几天我陆续收到一些朋友寄来有关鲁迅的报刊，于是才知道所谓”贬损鲁迅引发文坛大震动”是怎么一回事。偌大的中国发表几篇批评鲁迅的文章，就会引起震动，这文坛也太脆弱了，太不健康了。为几篇非鲁文章，上诉领导部门，实是昏举。如果鲁迅在世，他可以同意其捍卫者吁请权力来助战么？真理是可以用其它的规则来裁判的么？鲁迅需要用外力来保护么？可见捍卫者对鲁迅隔膜到什么样程度。这样捍卫即便大获全胜，与恐怕与鲁迅没有大关系。”热爱鲁迅的巴金”所主编的杂志为什么不可以与鲁迅辩论？陈述不同意见怎么就一定是”讨伐鲁迅”？即便是讨伐有什么不可以的？反讨伐不就结了，难道真理不是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呈现出来的么？我们把言论自由、现代学术品格、学术规则挂在嘴上，然而是多么的陌生啊。当我在私下里表示遗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quot;如果权力部门不干预，那么各种谬说不就有恃无恐了。”这也许一种忠厚之言，然而朋友没有意识到，这种心态正是文化专制的土壤。判定谬误，限制谬说的最终的有效力量，永远不可能在局外寻找。事实是，如果一个学人，如果一个杂志，一味地不负责任、哗众取宠，那么它只能向世人指示自己的下品和自葬的前途。我对《收获》一无所知，但我估计它不致如此浅薄。
　　这完全不意味着我同意《收获》的文章，我只是从这个震动中看到了我们离鲁迅还有多远，离健康的文化气氛还有多远，因而不免沮丧。 事实上，好多批评文章都远离鲁迅的要害，哪里谈得上什么”倒鲁”的”重磅炸弹”？作为一个爱鲁迅者，我几乎从不为”非鲁”而愤怒，这当然不尽是因为没打到要害，而是我认为，鲁迅的很多遗产还在冰冻中，要开掘这些遗产必须造就大批像样的批评者。作为一种解释学文本，鲁迅只能活在多重的阐释之中，以宗法门徒的方式敬畏鲁迅则鲁迅亡。这个说法在传统思维看法是不好理解的，对热爱鲁迅的厚道者是不好理解的。好的批评当然也有，但很难得。目前对于鲁迅的批评水平的确不高，很幼稚，并且品格也堪忧。然而这种状况与长期的不正常的学术气氛有关。只要言论不放开，无论正方还是反方，一样的提出不高，长不大。对于一些非鲁之论，我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大人的书中看到了一个数学上的无穷大符号，便煞有介事地批评或者调侃大人?quot;8″字写横了。于是众人跟着起哄”啊啊，写横了！”你看这有什么值得气愤的？从他那个级别的标准看来，横着写确实错了，确实值得得一”非”。
　　反批评当然是同样应该的，问题是品格要高。理性的反批评是指出这个不成熟，是站在更高的水平上与之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语言霸权居高临下，更不是动用别的什么力量禁止其说话。如果让小孩合理的长大，他就会在相应的水平上接近鲁迅，与之辩论或对话。而鲁研的长进、文明的创造就在其中。不然鲁迅就只能是一个图腾一般的文物。我们一些人似乎很甘于如此。把对鲁迅的感情过份地投入鲁迅研究往往会事与愿违。遵嘱上网收看了你与网友的座谈，很同意你对非鲁者的态度。但我以为还要从更高的视野看这个问题。现在我这样设问：如果王朔根本就没有肯定过鲁迅，你能不能有这份宽容？如果有，那你这种宽容建立在什么基点上？它与”骑墙”、”无是非观”乃至”乡愿”区别在哪？我同意你对王朔的”可爱”一说。王朔的书我一本也没有看，但小文章是看过一些的，他所编的电视也看过的。王朔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不求体制性遮护，这在习惯了\”以毛附皮\”的中国文人中是不容易的。就凭这点也有让我等职业化学人惭愧的地方。以一人之力谋生，以本己率性嘲弄正统，嘲弄道德（但要分辩），嘲笑中产阶级，尽管不无”痞子”气，但至少不能说，其品格就比帮忙与帮闲的\”学者\”、\”教授\”更卑下，更有害，比惨淡经营或勾心斗角于职称或头衔的\”研究员\”们更卑微，更可笑。他对鲁迅的批评可以当童言视之。不能要求一个这样的作家进入鲁迅的深层。
　　从网上看来，你对拙著有点偏爱。其实我很清楚它的短处。从宏观上说，我至今困惑不安的有两点：第一是自序中提到了的，太多地运用了西方概念，这种描述虽然可以克服中国既有话语模式之不足、不准，而接近鲁迅之本来，但也容易淹没”这一个”：似乎鲁迅就是一个西方式的存在主义者。这不是我的意图，我无意这样去牵扯，所以对西方人物我能不说就不说，达意为止。我甚至舍去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但不曾臣服过西方霸权；这是两码事，民族主义容易把这二者搅在一起。鲁迅有他独特的风致，其中有中国文化的精微和他本人的独有的生命气息。言述方式的选取择这是一个两难，如果要我再写一遍，我大概也只能减弱其颜色而无法消其弊。所以我只有请求读者不要拘泥于西方语言的”梯子”，应”过河折桥”。我担心自己是不是陷入误区，也尝试找一种更好的言述方式，然而至今毫无进展，所以常常希望有识者教我。第二，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度，生命如何健康地淀放，鲁迅想的并不多；对自己的生命中的阴影，他固然在爱的河床中常常予以洗涤，但不曾寻找过可以确定的终极的爱之源。也就是说，在他的哲学中，爱并没有被”终极立法”。这个缺陷留下了被人曲解的大隐患，以暴易暴的”斗争哲学”就这样钻了空子。鲁迅没有完成这个思考，后来的鲁研者应该从鲁迅这里开始审理其生命哲学，但却是后退了；他们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跟着斗争哲学一起涂抹不再开口的夫子，弄得一塌糊涂。此书虽然力图还原其生命哲学，却同样没有对上述问题作继起性审理（但有引而不发的伏笔在）。这个话题太大，远不是一个鲁研话题，也不是一两个章节可以说清，况且现在的学术气候也不成熟，不如置后。这是本书的第二大缺憾，我希望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时候，有学者来做这种工作。
　　祝好。王乾坤2000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