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鲁迅研究概述

　　张梦阳
　　1998-1999这20世纪最后的两年中，横亘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不仅没有减势，反而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态，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显学在未来的新世纪里必定会有更为远大的前景。一、 鲁迅“人学”思想的深入阐释
　　鲁迅自己到底有什么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和“三个家”等等，无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都只是别人对鲁迅的评价，而并非鲁迅自己的思想。鲁迅研究的真正使命是挖掘和阐释鲁迅自己的而非外界赋予的独特思想，不能总在前人评价的模式中回旋，也不能总从概念出发往鲁迅身上硬套。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一直致力于鲁迅自己独特思想的挖掘和阐释。1981年，王得后在《鲁迅研究》第5辑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并且对鲁迅的“立人”思想予以了系统、独到的阐释。以后，鲁迅研究的前沿学者实际上都在继续从事着这一工作。而到1997年底召开的“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这一工作的宗旨就完全明确化了。
　　1998年，《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同时自第一期起连载这次会上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文章，以“立人”为总题，揭开了新一年鲁迅研究的序幕。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也是最后的归宿。”“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尽管鲁迅终生也没有找到使中国人与人类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之路，但他最后仍然坚持(或者说又回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指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论述了“立‘人’与东亚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如何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关系，停止奴役关系的再生产？鲁迅在现代东亚的存在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新文化的代表，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里。无论其旨在谋求人类尊严生活和探索精神发展可能性的‘立人’思想，还是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觉悟者命运的关注乃至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苦心寻觅的身影。”
　　徐麟的《首在立人》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个性自觉的观点，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存在最终的承载基础，都只能是个体人格，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都取决于它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素质及其量的积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的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现实基础，而历史已不会为中国的犹豫和徘徊留下太多时间。”
　　为了深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中国鲁迅研究会于1998年7月15日至18日在辽宁丹东市召开了“鲁迅的‘人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漱渝在开幕词中说：“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早向人类下过一道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话对于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人是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一个永恒主题。如果我们对人类本身都缺乏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彻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迫切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争议不止的问题。无怪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尖锐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谓‘人论’，就是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觉思考的一门学问，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显示。它是文化理论的中心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从始至终的关注。”“真正实现鲁迅‘立人’的目标和建立‘人国’的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一个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研究鲁迅的人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不言而喻、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法人代表袁良骏在闭幕词中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鲁迅研究一次新开拓。新的视角，新的话题，新的论断，构成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流。当然，鲁迅的‘人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的污染下，不仅旧的国民劣根性死灰复燃，而且新的国民劣根性纷至沓来。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也正是我们不能不百倍珍视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不能不深入研究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作了题为《<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的长篇发言(后来刊载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上)，他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绝非阶级论的产物。”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阿Q正传》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真实反映，与狭隘的阶级论观点、特别是后来被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一是鲁迅虽然对阿Q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和浮浪农工寄予了同情，却并没有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人学立场出发，对阿Q们的是非观、好恶观以至整个精神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冷静批判。”“其二是鲁迅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未庄的出路和阿Q的命运作了宏观反映，并非把视野局限在农民革命的短期进程中。”《阿Q正传》所体现的“鲁迅人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二)阿Q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三)深入到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而鲁迅“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一切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在一起，使得‘鲁迅人学’和鲁迅的主要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
　　鲁迅人学思想的研究，也激发了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可喜的成绩。1999年，《鲁迅研究月刊》从第3期到第5期以显著篇幅刊载了李新宇的长篇论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该文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于是从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构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历史境遇三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独到地论述了鲁迅的人学思想，最后指出：“只要人的解放的进程没有完成，在中国，鲁迅的人学思想就永远闪闪发光，只要不相信人已经死了或者不希望这一宣告成为事实，就不会忽视鲁迅留给我们的这笔最为珍贵的遗产。”
　　二、 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
　　逼近20世纪末的1999年7月，鲁迅研究又取得了一项异常重要的成果，这就是王乾坤著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以下简称《生命》)。该书实质上是沿着鲁迅人学思想研究的线索继续深化和升华的结晶，是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是鲁迅研究学术史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的最新的一环。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把汪晖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处理成“存在论中间物”或“生存中间物”，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
　　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儒家以“中庸”、“圆满”为“无限之至境”和人格的“终极价值”，而鲁迅对儒家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的，他不相信而且讨厌“圆满”的“范本”，因为“中间物”正是对“圆满”、“中庸”的反拨，他宁可“化为泼皮”，也不以“圣贤”、“善人”自塑。这从生命哲学上说，就是突现人的有限性以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但是，又正是一个“泼皮”韧性地趋向无限，也就同时在趋向“中”，趋向“圣”。所以，鲁迅既消解了儒家的“中庸”，又汲取了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固有之血脉”，成为批判与继承的成功先例。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一直是难解之谜，而“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又显现了破解的“发窍处”：鲁迅和尼采“都从现世的有限性方面来把握人，因而把人看作现实的、中间状态的(变易的)、个性化的生命，从而对人的共性、普遍本质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因而，“立足大地，以轶众的意志正视和反抗绝望，这应该是鲁迅与尼采共同的悲剧人生选择。”鲁迅一生与佛保持着不解之缘，其中原由始终没有搞清，还是“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散发出“一点灵明”：“鲁迅一一地扑灭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认为万事无常，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承认有一种与当下对等着的独立本体和永恒的存在，从而把无限收回当下、有限，这与上述佛学的缘起存在观及中观智慧在哲学上是相通的。”的确，如果鲁迅“没有研佛的功夫，就不可能有第二视力，见人所不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上的‘绝望’和‘反抗绝望’，就没有《呐喊》、《彷徨》，更不可能有《野草》。”
　　《生命》把“中间物”的理论原点贯彻得那样彻底，以至摒弃了一切隐匿之所。这从对《过客》的透辟分析中清晰可见：“过客”所说的“前面的声音”“源于何处？发自谁的喉舌？天？神？领袖？前驱？民族或某种集团？人民？自我？……？简括地说，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我’？或者说，这神圣的审判律令属于‘他律’，还是属于‘自律’？”这的确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经过极为严密的逻辑推论，终于得出了“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结论。不仅把天才的鲁迅与以为声来自天的Talent的周扬严格区别开来，而且使《生命》本身也透发出天才的灵气。而最叫绝的还是对结尾的评析：“《过客》没有告诉我们前面是什么，而只告诉了‘还是走好’—-只是把这种自由自律的生存动姿写了出来，这是极其深刻的画龙点睛。不少人认为这个结尾太灰色。这才真是‘未闻大道’。如果结尾如读者所愿出现一个光明的尾巴，过客也便不成其为过客，而《过客》也就不是一篇生命哲学，而充其量只是一篇优秀的社会性习作了。”“未闻大道”，是对历来诸多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没有“中间物”意识的鲁迅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的恰当评语：不仅自己平庸，还要以缺乏理论凭借的空疏研究和泛泛之论让研究对象—-鲁迅也一起落于平庸。《过客》结尾所显现的“无”的境界，正是生命的本真，反映了鲁迅生命哲学的真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这与《红楼梦》的结尾一样与佛教的“熄灭”观相通。曹雪芹正是把握到这种“宇宙人生本来性质”，世上遂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红楼梦》。鲁迅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个思路上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价值。因为其悲剧不是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也不是主角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所以，《生命》不同意“‘反抗绝望’便是克服悲观主义”的说法，指出：“‘克服’了绝望，也就是没有了鲁迅的生命哲学。这是因为，绝望是他消解了种种终极希望的思想成果，而‘克服’即意味着向终极实体的回归，向逃难所的躲避。”像鲁迅那样敢于绝望并且“绝望地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空前的勇敢”的哲学注脚应该由此去寻。
　　《生命》毫不妥协的逻辑推论引来的是哲学玄思的清明，拨清了鲁迅研究历来所存在的诸多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个性主义往往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生命》则明晰地指出二者迥异：鲁迅是“把倡言‘朕归于我’与呼唤‘群之大觉’，与解民于倒悬的道义、牺牲精神相提并论”的。“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的，‘以己为终极’并不排斥别人，因为人各有己，都有各各的‘终极’，所以每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价值与尊严，因而其个人性都要受到尊重。只有明确了‘人各有己’的人，才有可能把他人当一个人看待。”才能“想到他人的自己”，才能出于个性的自觉，以“流血的爱之心”付出牺牲，做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离开了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集体，则只可能是奴隶群体。
　　这样，也就分清了鲁迅与尼采的相异处：尼采充满了贵族气息，主张剥夺那些“失败的人”继续生存的权利，难怪纳粹向他伸出了求援精神力量的手！鲁迅却是因为爱，因为“对世界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激发了绝望抗战、舍身饲虎之大勇。”所以人民热爱他。
　　这样，也就自然道明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的谬误：“在鲁迅的上辈和同代人中，宗本个性自由者不乏其人。但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他们后来几乎都放弃了，或以各种各样的集团主义话语取代之，或以传统的逍遥偷换之。对这种先恭后倨、先扬后抑现象，论者多以救亡压倒启蒙解释之。但是，救亡何以能压倒个性启蒙？当然有耳熟能详的那些原因：一个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其它的矛盾退居其次。但是，如果启蒙学者所奉行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现代个性的独立，那么，在价值观上，它与救亡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其价值基石。”因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基础的。“压倒”说正出于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生命》提醒我们说：“你反对‘极左’所用的参照，与‘极左’共着一个背景，同一条根。”而该书最可贵之处正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迷误性的观点，而且深掘出了这些观点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根源，挖出了我们与“极左”的“同一条根”：“几千年传统思维定势的同化力”所造成的简单化的混乱概念与荒唐逻辑。所以该书主张“最好不用‘左倾’、‘右倾’之类的术语”，并反复强调：“鲁迅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是政治理论家，他的关注点不是具体的社会运作，而是价值理性的根本性批判与重建，是‘个人殊特之性’、‘主观之内面精神’、‘张灵明’一类的人生问题。”应该“调整研究视角”，“把本不属于他的一些讨论，从鲁迅研究中清理出去。”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本不属于鲁迅研究的范围，所持的标准本不是研究范围内应持的标尺，就如射击一样，没弄清靶位在哪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枪支，就在那里胡射一气。忽而要求鲁迅成为与自己对等的普通人，忽而又以全知全能、各个领域都超人一等的神化标准衡量他。实际上，鲁迅既不是“神”，也不是普通的俗人。“神化”鲁迅固然不对，“俗化”鲁迅也不对。鲁迅的确是一个人，但绝不是一个和我们等同的普通的俗人，他是一个超凡之人，一个人中之天才。我们总是在“神”与“俗”之间跳跃，不能得其要领，恰如其分，自己陷于混乱。而《生命》却以其哲学玄思的清明，促使我们从长期“理不清的乱麻”和“自乱”中清醒了过来。
　　总之，从这样的学术史视域去“玄览”《生命》，就不难看出该书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个性自觉、精神独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而且包含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不能仅当作一部学术专著去读。
　　当然，《生命》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出了一条通向澄明之境的途径。王乾坤在结尾也申明他对《野草》的理解“有利于调适《野草》的阅读姿势”，“不是说，《野草》只有这些思想，只有这样一种读法。”倘若我们自此认为只有《生命》一种读法，开始在其范式中模拟、仿效，就又会重演模拟型的悲剧了。只知模仿前人是没有出息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先进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形式，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超越。
　　老实说，超越王乾坤是大不易的，恐怕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不过，我也设想了一些问题，看是否可从此切入：《生命》强调了鲁迅的苦难观，强调了他与缺乏罪感、审痛意识的中国文化的殊异性和与乐感文化的对立性，这都是很好的。然而，我们不妨也进行一下反思，如一切事物无不具有正负两面那样，苦感文化是否同样存在负面呢？鲁迅与胡适、梁实秋等英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是否与各自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有关？对此，是否需要进行一番统摄性的考察？……
　　三、其它学术成果与新视野的开拓 除了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之外，1998-1999年度还出版了其它鲁迅研究学术专著达十余种之多，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下面择其中较为突出者予以评述。
　　著名鲁迅研究家钱理群的三本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走进当代的鲁迅》和《心灵的探寻》，无疑是20世纪末鲁迅研究的重要景观。《话说周氏兄弟》以讲演录的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透辟、清晰地讲解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这两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的巨人留给后人的真正的世纪思想文化遗产的真谛。特别可贵的是在讲了鲁迅的思想真谛后，又讲了周作人对他的补充以及与他的差异。例如第一讲“立人”思想，尖锐指出：“本世纪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哲学史家、文学史家，却少有独立、自由创造的思想家，特别是‘别立新宗’的思想家。也就是说我们最有成就的是拿来，是继承，是在整理、重新阐释东西方传统，但在创造方面，成就却不大。”而鲁迅的“人学”思想则是20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独立创造，“要重新确立‘别立新宗’的战略目标，重新培养富有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精神界之战士’，一切从头(从起点、原点)开始，这就是我们在接受鲁迅的思想遗产，总结百年历史时，所得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但是，20世纪的中国却历来都希望依靠强权重建国家，而不惜牺牲“个体精神自由”，甚至公开提出所谓的“让步论”，这实质是“让”出“‘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我们“绝对不能让步的”。周作人的“反对‘定于一尊’”的“宽容思想，对鲁迅所强调的个体精神自由思想是一种很好的补充”，而他把民族和国家排除在外的“个人和人类的立场”，又导致了他与鲁迅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同选择和结局。这样简明而又清晰的辨析是过去的论著未曾有过。《走进当代的鲁迅》是钱理群历年鲁迅研究论文的结集，分“鲁迅的当代阐释”、“鲁迅与当代青年”、“鲁迅的当代命运”三辑，对鲁迅研究的当代性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心灵的探寻》是作者十年前旧作的再版，充分证明这本书经住了历史的考验，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文化价值。
　　青年鲁迅研究家和散文家孙郁著的《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1998年10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本书以一个漫游者与鲁迅对话的新颖形式和娓娓谈心的随笔话语，全面、深入地解读了鲁迅的作品和思想，道出了许多真谛。例如“己身的苦乐”一章，漫游者以自己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与鲁迅的人生际遇相对应，感悟个性自觉的可贵。说道：“‘存在’是一种神秘，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原态，我们常常只知道自我的一面，而有时又无法明察己身的一切。这是人类最无奈的事情。但无奈并不应使人放弃生命选择的自觉。在荆棘里走来走去，寻别一样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躲在书房中软软地向世界说几句酸话的人比，先生显得可爱得多，真实得多。你坦露着自己的胸怀，把己身之苦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人们，且又以无畏的精神，在黑暗中挣扎着，这是天下最可爱的品格。”正是鲁迅的精神启悟着以漫游者为代表的青年，不囿于传统的观念和流行的思潮，作一个自觉的人。以这样的亲切态度和温存笔调读解鲁迅，的确比那些板着面孔进行说教的书易于令人接受。
　　1999年11月，吉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中树主编的《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有两本鲁迅研究专著很值得注意。一本是张富贵著的《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该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就辛亥革命前到五四前后鲁迅的文化选择意识中的重要命题：“任个人”、“张灵明”、“宗教观与科学观”、“辩证思维方式”、“文化的人类性与时代性”以及“拿来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论析，整体性地论述了鲁迅产生于本世纪初而终生坚持的充满现代性的文化选择意识的内涵、历史价值及其在未完成的社会转型期内的深刻的当代意义。全书在整体上显示了作者的很强的理论思辩能力和富于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水平，令读者感到论述的理论深度与逻辑力量，从中深受启发。另一本是陈方竞著的《鲁迅与浙东文化》，该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鲁迅与故乡—-浙东文化的精神联系，显示出一种“大气”，又给人以“厚重”之感，认为鲁迅和其先师章太炎的“学术之根”都在浙东和魏晋，是“浙东地域文化的精髓与魏晋时代精神内核的同质性构合”；而章太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思想家，鲁迅则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位思想家。这些论述和观点都是非常难得的。
　　鲁迅不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本质上的艺术家，语言艺术家。然而鲁迅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偏重于鲁迅思想、精神方面的探讨，而忽视了对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的探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1999年5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青年鲁迅研究学者叶世祥著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可以说是对这一缺憾的一个弥补。该书认为对鲁迅小说形式意义的研究，是一种“本体的召唤”，鲁迅小说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的确立”。于是，从叙述形式、时空形式、形态风貌、修辞形式四个方面对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鲁迅的晚年也是鲁迅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王彬彬所著《鲁迅晚年情怀》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以充满激情又析理透辟的笔致，评述了鲁迅生命最后十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驳斥了来自各方面的对鲁迅的误解和污蔑，是一本切中时弊的书。
　　鲁迅与同时代文化名人的比较研究是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1998-1999两年间又有所进展。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运用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让鲁迅和钱钟书这两位文化大师跨越时空障碍进行精神对话：既用钱的材料“解”鲁迅，也用鲁的材料“证”钱钟书，不仅考证出鲁迅作品中一些词源，破解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典故，而且比较了钱鲁二人思维方式和美学追求的异同，并对鲁迅作品中一些令人困惑、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董大中著的《鲁迅与高长虹—-现代文学史上一桩公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对鲁迅与高长虹从相会、合作到冲突的全过程进行了切实、详尽、深入的研究，澄清了许多长期存在的疑团，是这一课题研究中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易严著的《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对毛泽东与鲁迅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几乎挖掘出了这一课题中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黄乔生著的《度尽余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版)，以清新委婉的笔调、详实丰富的史料、恰到好处的分析，评述了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生活经历和相互关系，开拓出一派新的天地。
　　在鲁迅传记已有25种的情况下，逼近世纪末的时候又出现了两本：一本是陈平著的《鲁迅》(长篇小说)。这本传记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4月出版，90万字，分上、下两部，从少年鲁迅离别故乡、乘船去南京上学写起，以前的事适当插入追叙，一直写到鲁迅逝世，是至今为止卷帙最长的鲁迅全传。
　　看来作者对鲁迅的有关资料还是下了很大功夫，记叙得相当全，一些琐事都写进去了。有些章节也作了小说式的描写，还算可读。但是，不能不承认这部传记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主要根据是：一、平铺直叙，没有进行艺术的编织和提炼，读后令人有资料长编之感，缺乏吸引力。二、对生平琐事力图面面俱到，而对反映鲁迅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的典型作品和典型细节却忽略了，例如包含了鲁迅全部哲学的《野草》就没有正面描述，这不能不说是拣了籽麻而丢了西瓜。
　　三、有些章节作了小说式的描写，而多数地方流于罗列和直叙，没有达到长篇小说的艺术标准。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写出成功的鲁迅传，必须对鲁迅的生平、思想、著作进行一番透彻的研究，努力把握其本质特征，并以此为灵魂提炼材料，精心构思，予以艺术的表现，仅仅满足于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是不行的。如果打算写成长篇小说，就更需要下一番艰苦的精神劳作，精心选择中心事件，提炼情节，设计场景，塑造人物，描绘细节，还须讲究语言，绝非可以一蹴而就的。
　　另一本是钮岱峰的《鲁迅传》。这本传记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99年1月出版，55万8千字，是从出生到逝世评述鲁迅整个一生经历和著作的全传，也是20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鲁迅传记。从整体来看，钮著达到了一定水准，叙述从容、舒缓，有时也不乏生动和富有哲理的议论，作者的宗旨是“作传的客观化”，追求“和谐”，因为他认为“只有和谐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在一些地方、特别是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有些汲取了近来的新观念而与以前鲁迅传记有所不同的说法。例如指出鲁迅在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要进攻苏联的观点时，也受到了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翼理论批评家、包括鲁迅在内对“第三种人”的斗争确有左的倾向，但把一切归咎于左翼作家和鲁迅也是另一种立场的过激；鲁迅不是圣人，他对陈仲山、徐懋庸等人信件的处理都有欠妥之处，不同意“为他造像的后世功利主义文学家”和“终端价值定论”者的归纳等等，都有一定道理。
　　如果钮著早十年问世，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成功。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它出现在世纪之末，在众多鲁迅传记之后，作者又缺乏鲁迅研究方面的更为长久、深厚的积累和素养，对传主的称谓也不甚合适，发表《狂人日记》之后，传主就以鲁迅之名出现于文坛，钮著却仍以周树人称之，令人感觉不适。加以在总体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因而没有引起研究界的注意。由此也说明在已有多种鲁迅传记行世的情况下，一方面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需要看到新的观念、新的内涵、新的形式的鲁迅传，另一方面这一突破又是异常艰难的，没有实现明显突破的鲁迅传实在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实在没有再行出版的太大必要了。
　　鲁迅研究进行了近一个世纪，论著浩如烟海，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急待开拓，例如对鲁迅在学术领域、特别是金石方面的成就即涉及甚少，这正是当前鲁迅研究学者缺乏这方面学养的反映。而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文学家的学问根柢的重要支柱之一正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金石学的深湛造诣，不深入到这一领域中去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鲁迅。1999年在这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鲁迅研究月刊》第8期上刊登了张杰的《鲁迅与“罗王之学”》，该文对鲁迅与罗振玉、王国维“释古”学派的关系以及鲁迅本人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作了富有开拓性的极有价值的论述，展示了一派新的视野。而叶淑穗、杨燕丽所著《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则又通过对鲁迅所收藏的古钱、人俑、古砖等遗物的细致研究，展示了鲁迅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一种新的开拓。鲁迅对金石学的研究和对古物的收藏是贯串一生的，这种文化趣味对他的知识结构、个性心理、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等都有浓郁的浸染与深刻的影响，如果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缺乏应有的研究，怎么能反映鲁迅的全貌呢？所以，随着这一空白的填补和对鲁迅在学术领域所作建树的进一步研究，鲁迅研究一定会展现新的风采。四、鲁迅研究之研究的新进展鲁迅研究界的学术史意识是很强的，早在80年代出现了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等学术史著作，世纪末的最后两年间又有鲁迅研究学术史专著问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王富仁著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该书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以鲁迅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文化思考。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鲁迅研究的学术专著，而且是一部罕见的有关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历史研究著作。书中许多见解是非常独到、非常犀利的，目前出版的专门探讨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些书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例如关于如何理解“思想家”这个概念的问题、鲁迅之所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伟大思想家的原因以及对鲁迅研究各个学派的剖析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全书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历史的文化分析方法，把鲁迅研究史上出现的各种流派分成了十六七个派别，从政治态度、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学术成就等方面辨析其特征、深挖其内涵，又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追述其兴起、演变、分化、衰落的轨迹，使鲁迅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历史脉络，把鲁迅研究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不足之处是有些地方尚显得空疏和粗糙，缺少学术上的更为细致的梳理和学理上的更为深入的评析。
　　王吉鹏、李春林编著的《鲁迅世界性的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一书，则是专门梳理和评述“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的专题性学术史。全书40万字，纵向从1919年的滥觞期一直到1998年的深化期贯通80年整，横向从鲁迅与俄国、苏联、东欧、德国、美国、英国一直到日本、印度涉及了鲁迅的全部外国文学接触面，无亏是一部空前系统、详尽、深入的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的专史。
　　刘泰隆著的《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一书，又是一部地域性的鲁迅研究学术史。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人移居广西桂林，使该城成为抗战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被誉为“桂林文化城”。而“文化城”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聂绀弩、欧阳凡海等鲁迅研究专家在这里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有份量、有深度的鲁迅研究论著，形成了一次鲁迅研究史上的高峰。该书正是以这一特定时段、特定地域为中心，对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可贵的是该书不仅有丰富的史述，还对《阿Q正传》、鲁迅杂文、鲁迅旧体诗等专题研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并由当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扩展到了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全书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学术史著作的出版，表明了一门学科在走向自觉，就如一个人、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回顾和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才能逐步成熟。横亘将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的确极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写出更为完善的学术史。
　　1998-1999年，还出现了一些新生代作者对鲁迅的异议，后来更有所扩大。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鲁迅本人就是在骂声中壮大起来的，鲁迅研究也应该在争论中发展。在新世纪里，鲁迅研究必将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