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老照片之–鲁迅在中山大学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员书记陈延年提议中山大学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接到邀请电后，复电同意赴粤。中山大学、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受命公开出面与鲁迅联系。
　　鲁迅是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他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此，欣然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给许广平的信说到“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鲁迅和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通信到交流思想中萌发友谊，在1925年正式确立了爱情关系。许广平本是广州人，在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回广州任教，后被迫辞职，进了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助教。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信，告以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鲁迅在船上的回信是：“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海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后，就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将中共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也以学校当局身份上台致欢迎词，说了几句奉承的话。鲁迅在演讲中说：“刚才朱先生说我革命家、是战士，我认为是其实不是的。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承认。”“如果我是革命家、是战士，就不应该到广东来了，应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九斗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听说广东是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鲁迅说他在广东只见到街上不少标语，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又语气双关地说：“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退回。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他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出考试题，编排工作时间表，发通知书、计分、放榜，样样自己动手，忙个不停。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他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在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说出了担忧：“广州的人民并无没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3月间，他与陈延年还有一次秘密会唔
　　。4月8日，他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鲁迅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市场常有接触，颇有好感。他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广州的“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列出他在广州的9个月光顾过的茶室酒楼就有20多家。 为了给爱读新书的进步青年提供条件，他和孙伏园在广州芳草街租了几间空房，开了一间北新书屋。从3月25日到8月15日，这里自成了鲁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见面、谈论文学的一个去处。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不久，书店也停业了，剩书廉价让给共和书局。移交时，鲁迅动手包装、搬运，自掏腰包付清停业结欠的80元。然后，还兴致勃勃地请那几位帮忙的青年去“妙奇香”茶楼吃饭。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酌酒，谈笑风生，场面热闹，旁人还以为是祝捷宴。
　　北伐节节取胜，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他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他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两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5天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中他提议，要求当局不要再来继续搜查，还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朱家骅压制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鲁迅单刀直入：“试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朱家骅支吾说：“不清楚”。鲁迅语锋犀利地责问，“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呢？”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中大当局拉不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他说：“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他到别的地方去，鲁迅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他在白云楼内的灯光下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
　　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他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7月23日，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他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他说到司马懿加罪对手的手法，掉转话锋，说譬如反对革命的军阀，在革命势力大起来时，挂起青天白日旗，还要做总理纪念周，真的“三民主义”信徒不去就要被说成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巧妙地抨击了反革命两面派。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零9天，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更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已集》的题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史意义的小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名人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