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谈“做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

　　□钱理群
　　（摘自《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著者：钱理群书号：7806033521 出版商：山东画报出版社话说周氏兄弟，其实是在探讨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关注过的思想命题，以及他们探索中国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在本世纪很难找到像他们兄弟俩这样了解中国的国情、民心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所处的困境，与他们当年有相似处，又有新的问题，我们需要他们那样的胆识与远见。本书据钱理群在北大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集中了他20年来有关周氏兄弟研究的思考成果。由钱理群引领，与周氏兄弟进行精神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梦的现象，这种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由这个梦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性？周作人在二三十年代已预感到，中国国民性出现了新问题。他将其概括为“专制的狂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概念。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狂热的信念，或狂热的迷信。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观精神和意志，并将其夸大到极端，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将亿万群众煽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运动。他说：“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大，一张白纸正好画又新又美的图画。”他强调多数人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迷信多数。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仿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等等。无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文革”，年青人都是打先锋的，毛泽东说：“卑贱者战胜高贵者，年青的战胜老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有像我们共和国那样夸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极端。因为青年有热情，惟有青年能够献身，也最容易被利用。这种“青年崇拜”实质上包藏着对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家、反知识分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而且是群众专制，多数人专制。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显示了语言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上，年青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们去迷信，并赋予“正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毛泽东说：“根据科学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热中起“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天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流”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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