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房向东
　　序一(何满子)
　　到明年，鲁迅弃世将整整60年了。对于由他的乳汁哺养大的我们这一代，鲁迅比无数活着的人更活着。对于那些敌视鲁迅，或因为鲁迅巨大的存在而对他们有所妨碍的人们，鲁迅也仍然是他们驱赶不去的心病。鲁迅去世以后，对鲁迅的诋毁、中伤、曲解和居心叵测的阳尊而阴贬，即使不比他在世时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为深曲，更所谓“皮里阳秋”。比起那些直斥鲁迅作品为“鲁货”的妄人来也更有蛊惑力，因而也更为阴毒。
　　如我们所熟知，在建国后的最初阶段，糟蹋鲁迅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在制造胡风、冯雪峰等人的冤案时，说什么“鲁迅看错了人”，“鲁迅被坏人所包围”之类的谰言成为“一律”的舆论：接着是“四人帮”时期的把鲁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把鲁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护神；一面将鲁迅劈削成棍子，用以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论前者和后者，都没有能使鲁迅和糟蹋他的人一样声名狼藉。虽然如此，但从“左”的一面败坏鲁迅声名的历时颇久的活动仍然若干地给鲁迅造成了损害。那主要的损害是，坏货们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造成了一个虚假的印象，即鲁迅似乎和这些坏货是同伙。
　　人们厌恶透了极“左”的那一套，同时人们也要求对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于是也要求重新认识过去那些与“左”的思潮没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重新评价。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反拨，为了嫌恶“左”，人们在感情上希望在极“左”思潮之外找寻抗衡人物，哪怕中间人物也好。这种逆反心理使林语堂、梁实秋、胡适，甚至汉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热门人物。本来，对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对人物的功过是非重新作出理智的客观的历史估量，未尝不是好事。五四以来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与鲁迅有过干系；事实上，当时活跃在文化学术界人物也不可能不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有正面或负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研究他们时必须提到鲁迅。尤其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以后成为极“左”路线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当年与人民共命运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蜕变而成的，鲁迅当时正置身于主流之中；鲁迅虽然也和本阵营的“左”的萌芽势力相抗衡，作了许多艰苦的抵制（最具体地表现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顺便说说，此文是了解鲁迅思想人格和了解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人必须反复认真阅读的文献）；但是，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利益，鲁迅不得不维护虽然夹有不纯成分的但大方面一致的主流。为此，他必须谴责、批评、有时是规劝对主流起干扰作用的异己势力，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无可非议的。近年来的论客们却常常在这些论战上做文章，寻觅鲁迅的“阴暗”面。事实上，这些曾被鲁迅挞伐、讽刺或规诫过的人物，不论在以后的生涯中升沉如何，发生了何等样的变化，在当时的情势中，在鲁迅所针对的问题上，都是该被指责和批判的，正义在鲁迅的一方。只要是尊重历史，不错置时空，不怀偏见的人，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于挟着对“左”的一套的厌恨，当今有不少论客带着一种逆反心理，一种给过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态，对他们重新评价时，往往无视或故意抹煞时空和条件，佯作客观超脱状，在提到这些人物和鲁迅的关系时，对他们当时所起的负面作用或置之不论，或曲予辩解，巧辞洗雪；甚至拿鲁迅垫背以托高这些人物。这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新一轮的对鲁迅的贬抑，和曲解。──其实，即使不论及鲁迅，将鲁迅的论敌抬高，就是假此形彼地贬低鲁迅。
　　论客们贬抑鲁迅的动机当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纯然是自私的目的。比如，孤桐先生章士钊，旧民主革命时期和章太炎来往过，倾向大概不算坏；建国前夕是识时务之俊杰，且又和国家领导人有私谊，成了著名的上层统战对象，晚节颇为光彩。但是在二十年代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总长，人称“老虎总长”，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动人物，由于他镇压女师大，对站在正义一方的鲁迅万分嫉忌，又兼鲁迅戳穿了他们一伙的“国粹”假古董，便假权济私撤去了鲁迅的职务，作恶非止一端，都有历史可按，丑迹昭著，人谁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后人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贯正确，通体漂亮，竟撰文栽诬鲁迅当年和他的斗争是“偏见”，说什么章士钊主张“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么，错误竟全在鲁迅，简直滑稽之至。即使“三一八惨案”的罪责可以推诿，难道镇压女师大，撤鲁迅的职也叫“与人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么？可笑！当然，这类曲解太幼稚了，没有多少市场。
　　鲁迅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凡此种种，即使论客们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三十年代“左”的暗流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防备“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迫使他在对敌作战时也必须“横着站”的那档子事，也因为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定了调，下面心怀嫌隙的诸君也只好限于在私下里嘀嘀咕咕，或用旁敲侧击的小动作损害鲁迅；而其对鲁迅泄怨的方法，则是迁怒于与鲁迅生前关系密切的战友，如胡风、冯雪峰等人都被往死里整。连类而及，如丁玲、聂绀弩、彭柏山等一批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这种对鲁迅的怨恨在台面上是摆不出来的，除了“实际解决”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脚，顶多只能转弯抹角地嘁嘁喳喳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判断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鲁迅在和他们的论争中居于正确的一方是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后来所走的道路，也证明他们与人民共和国不是同心同德。于是专就他们文学和学术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们的成就证明鲁迅当年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不容为“偏狭”，使不熟悉历史的新一代人在他们的误导下难以辨明是非。这种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时是能若干地得售的。与之相类的是，近年来对汉奸周作人的近于狂热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怪的是，没有一位论客肯正视这样的重要事实：即自从由于周作人的挑衅而导致兄弟反目（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风捉影的暧昧来损害鲁迅，以达到其背信弃义的卑劣目的的。说穿了十分卑琐可笑，无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赶走鲁迅，占下鲁迅购置的房产，并将赡养老太太的责任推给鲁迅独自承当，而这坏女人可以成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伤害鲁迅作为他的“终极关怀”的。周作人一贯处处标榜和鲁迅走两条路，对革命文学明讽暗嘲，他之最后终于当了汉奸，可谓事有必至。只是他会做文章，言伪而辩，说怪话也说得含蓄而有文采罢了。直到解放以后，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即在靠卖鲁迅吃饭时，仍在损害鲁迅，恶毒地将现实主义的鲁迅拉下来变成自然主义的鲁迅。所有这些，聪明的论客们在宣扬周作人如何这好那好的“客观”研究文字中，何尝点明过一个字？善于抉发“文心”的评论家们对周作人“文心”的核心部分一点不感兴趣，只是黏嘴抹舌地叹赏他的智慧和境界，以此为“真赏”，真不知其玄机所在。
　　至于鲁迅的文心，那真是清楚不过的。他一生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此，他必然要不妥协地站在残民媚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帮凶帮闲们的对立面。如上所言，当时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并非是一尘不染，无可訾议的，在文艺方面，既有前苏联“拉普”的坏影响，又有当时斯大林在政治上主张的“中间势力最危险”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危害，这种危害侵入文艺领域，由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代表播送和影响鲁迅。按当时的理论水平，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即使两害相权取其轻，鲁迅也只能选择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维护其权威。直到“两个口号”之争，宗派主义的猖狂实在使鲁迅不能容忍时，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错误倾向不妥协的态度，坚持其独立思考的勇迈精神。这是鲁迅的深沉的痛苦，也显示了他的发光的良心。而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如对“第三种人”的争论，都是为维护“左联”的权威，即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今天看来似乎不无可议之处，或可视为带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偏颇。但这主要是由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当时成问题的路线影响所导致的。解放后冯雪峰曾著《党给鲁迅以力量》二书，如以当时的某些斗争来说，以瞿、冯为代表的影响实在是损害了鲁迅的。当然，责任也不在瞿、冯，这是那时“国际”和上面的路线。在当时复杂的很不明朗的斗争环境中，鲁迅也如他所说的看人要看其大节一样，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势力一方，配合其战斗，别无选择。何况，“第三种人”确也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干扰，对“左联”冷嘲热讽，态度并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员的社会性行动和文学倾向也确有毛病，这些都在鲁迅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再说，鲁迅就他们的文学倾向进行批评，在正常的文学批评中也是应该的，只是人们习惯于将当时的文学论争都当作政治斗争来看，问题的性质就沉重起来了。纵然如此，认真读一下鲁迅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可以发现和他对待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诛伐有所区别，并不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鲁迅是掌握分寸的。至于文笔的辛辣，乃是其一贯的风格使然，鲁迅批评同一阵营的战友亦复如此。对老朋友，如数度分合，最后也并未彻底决裂的林语堂，鲁迅的批评也是很不松和的，收于《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二、三）》，反复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人的辛辣尖刻可以为证，但究竟只是看问题的见解之争，和对敌人的诛伐究竟不同。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对于有害的事物，对国民性的痼疾，鞭挞固然不留情面；对于某些不良倾向，并非构成大患的，他也常义愤溢于言表，或因爱深而责重，如严父师之责子弟，其实出于对人生的爱心，但很多人以为未免太“偏激”，凡对陈腐的中国社会的死样活气的习俗有痛切感受的人，却会觉得他“偏激”得可爱，觉得中国文化多么需要鲁迅式的反中庸、反乡愿的“偏激”呀！鲁迅是人，当然也有缺点，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但“偏激”绝非缺点，正是他的生命的华彩部分。鲁迅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要伤着人，那是因事而伤人。比如，最近还有人因他批评梅兰芳一事而啧有烦言，呶呶不休，鲁迅与梅兰芳何怨何尤？他是评现象而及人。鲁迅讽刺“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难道错了么？这种扭曲人性的丑陋的传统宝贝有什么值得肯定？最近读6月17日的《光明日报》，刊有沈阳市取缔男扮女装的模特表演的消息，试问这类恶劣的表演也取缔错了么？我们是否还应该称颂男子留辫女子缠足呢？那些玩艺以前也不是被当时人啧啧称美的么？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学问题，当然也是“国民性”的问题，岂仅是批判一个具体的对象而已！当然，习惯于欣赏“男子扮女子的艺术”的人们是不喜欢这些逆耳之言的，他们习惯于这种“永恒的艺术”之美妙，不自觉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讨人嫌的，鲁迅也不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揭示了这种“艺术”之扭曲人性么？而且，鲁迅还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这种艺术“男人眼里扮女人，女人眼里男人扮”的欣赏者的心里的隐秘呢！当然是无可饶恕的“偏激”、“不识相”和“可恶”了。鲁迅从来就为卫道的君子们所敌视，为屠伯们所痛恨，为“死的说教者”所嫉忿，为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所疾首，为“蒙大旗作虎皮”的帮朋派友们所忌惮，也为讲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们所不满，而且正如鲁迅所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分明是抨击某一现象，因为所取的是标本，便被疑为专对私人，各就自己的疮疤与图像对号入座。不少读者也往往只注意鲁迅“骂”了某人，而不察鲁迅指摘时弊的秉持公心。由于时间的距离，情况的隔阂，新一代的读者更难以就彼时彼地彼事的具体情况判明是非，连就事论事也难以办到；何况还有对鲁迅的重重曲解，在给读者以误导呢？诚然，有《鲁迅全集》在，不存偏见的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认识鲁迅；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搜集着与鲁迅论战过的几乎全部文字，可供参比，藉这些文献判明鲁迅和论战对手们的曲直所在。可是，这毕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细读和泛览的。房向东先生积数年之力，勾稽了鲁迅和曾与之有过干涉的人物的材料，并广采研究者的有关评论，写成《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对当年的一场场公案作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颇似传统的“学案”体的格式，扼述这些与鲁迅有干涉过的人物的简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未曾与鲁迅直接交往过的人也扼叙了对象的基本性状，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骂”的背景材料。对几起重要的论战，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对论争双方的是非或作出自己的评价，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即使直叙事象，作者本人的倾向也鲜明地流露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对于理解鲁迅，理解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乃至理解现代中国，我想本书都是很有用的。不管作者在书中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否得当，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同意他的有些见解，但这些意见都是作者独立作出，没有怀着别的不光彩的目的去解读鲁迅，这一诚实的态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约我作序，故就平时对鲁迅的一点想法写出如上。鲁迅至今还活着，并将随着历史永远活下去，研究鲁迅的工作也将永远做下去。凡是认真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必将获得读者的感佩，我相信本书及作者也是。1995年6月于上海
　　序二(钱理群)
　　从外地出差回来，桌上放着一大叠文稿：是一位不相识的作者寄来的；从来信的自我介绍中得知，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今年36岁，利用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写成了这部30万字的专著。在这人人争着“下海”的年头，居然还有人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贡献给鲁迅研究，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这专业研究者感到羞愧与欣慰。何况作者又选择了这样一个诱人的题目：《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看来为之写序是义不容辞的。但真要提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几乎是从“五四”开始，一直到现在，围绕着鲁迅的“骂人”，曾有过多少公开的、私下的议论，曾打过多少笔墨“官司”。一些人对鲁迅之“骂人”，深恶痛绝，以为太不讲情面，不够“绅士”，一些被鲁迅骂过的人则始终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不过，也有人巴不得被鲁迅骂，想借此名垂千古，据说鲁迅因此决定骂人而不点名，以免被此辈利用。但后来棗主要是“史无前例”那几年，凡被鲁迅骂过的人都遭了“华盖运”，以至灭顶之灾，这也都是“历史”。鲁迅的骂人也因此遭到了更多的非议。最近这几年，风向似乎有变：被鲁迅骂过的人又突然吃香起来，真叫人不知如何说才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学术的观点看，这一切都自有一种“意义”；至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显示出社会、文化、文学思潮、心理的某种变迁。曾有学者提倡“以小见大”的“典型现象”的研究，其实“鲁迅骂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文化现象。所谓“骂人”就是“批评”，或者叫“论争”也可以，鲁迅自己就说过：“所谓捧和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棗在鲁迅看来，真正的文人是“不随和”、不“回避”的，他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而只要有文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再论“文人相轻”》、《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文人相骂史”就是一部“思想（文化、文学、学术）论争史”。因此，如果以“鲁迅骂人”这一典型现象作为切入口，深入、细致地考察相骂（论争）的双方：鲁迅和被鲁迅骂过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歧，论争，相异与相同），以及由此引起的命运变迁，确实可以显示出本世纪思想（文化、文学、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我想，这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房向东选择“鲁迅和被他骂过的人”作为他的研究课题的原因，以及他的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吧。读者看了这本下了很大功夫写成的专著，不仅可以了解当年的历史，更可以从中吸取某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如何看待，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思想的交锋、文学（学术）的论争等等，这在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启示。棗有了这一点收获，也就够了，不是么？1995年8月30日写于北京寓所
　　导言：鲁迅“骂人”现象面面观
　　一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许多人当时是名人，不少人后来成了名人。许多人当时是那样，后来却变了一个样。中国人尤其爱面子，中国文人则酷爱面子，被“骂”之后，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中，你来我往，你争我斗，批评，反驳，辩解，声明，反思，诸如此类的文章，鲁迅生前身后，不绝于文坛，虽有是非曲直、利害功过，却时不时被当事人和非当事人搅扰得不清不楚，沸沸扬扬。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冲破了种种禁区，呈全方位开放趋势。鲁迅曾经被陪绑在另一个神身上，似乎也成了神；一切被神化了的，都还了俗，鲁迅也成了实实在在的鲁迅了，所谓“返回鲁迅本身”是也。于是，有人提出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比如有人认为应该推翻“凡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的观点。有的人公开对鲁迅表示不屑：“鲁迅么，无非就是骂人。”至于别人骂鲁迅，对鲁迅进行围剿，他们是有眼无珠，全然不见了。至于鲁迅为什么“骂人”，“骂”得对不对，以及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乃至鲁迅“骂人”的意义和价值，等等，等等，他们都无暇无心去细究。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分析问题不顾及这些，抽去了历史背景，前提条件，等等，惟余“骂人”二字。这无非是为了贬低鲁迅、否认鲁迅。鲁迅生前死后，或是被攻击被践踏，或是被利用被神化，但我们只要忠实于鲁迅本身，就可见这些侮辱与损害，并不影响鲁迅自身的伟大。有人为鲁迅的屡遭误解鸣不平，认为鲁迅也是不幸的。其实，这不是鲁迅的不幸，鲁迅至多是被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已，轻轻一抹，灰尘自去。有《鲁迅全集》在，犹如崇山峻岭、长江大河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倒觉得，从一些无聊的、浅薄的诋毁鲁迅的文章中，看出了某些中国人，甚至某些中国名人的不幸。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散文选集.怀鲁迅》）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伟大决不因为哪一个大人物盛赞过鲁迅，所以才变得伟大起来。不是的。鲁迅存在的本身，决定了他应有的地位。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倘没有鲁迅，本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史，不说黯然失色，也肯定要减色几分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骂人”现象呢？我以为，我们首先要理解当时的时代。“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几个时期之一。在对传统一元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的同时，外来文化纷纷涌进国门，逐步形成了文化机制的多元格局。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首先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主义”，即：“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载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同人刊物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派别林立，论战不休是二三十年代文坛的特征之一。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文人的“不团结”和文坛的矛盾，不如说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繁荣和活跃。彼此骂来骂去，虽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但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虽然也有“骂人”的“不雅”，而惟其“不雅”，才更真实，更有生气。较之于文化取向不受制约和挑战的“一边倒”棗无论倒向哪一边，不管是雅的还是俗的棗都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二三十年代，并不是只有鲁迅在那里“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不是的。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仅骂过鲁迅，甚至也骂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人力车夫”派。带着湘俗湘风进入北京文坛的沈从文，在《沫沫集》中也指名道姓地抨击了许多文人。高长虹不仅骂鲁迅，也骂周作人、郁达夫。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抨击鲁迅的同时，还“举了五个作家”的例，其中说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想的悲哀’……这是非革命的倾向”！当然，每一个作家与社会、时代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每一个作家的个性不同，有的作家埋头创作，从不参与“骂人”，有的作家偶尔骂骂，但“骂”的是皮毛，“骂”不出名堂，也就销声匿迹了；有的作家唾面自干，骂不还口，你骂你的，我干我的，比如，同样面对《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的反响是激烈的，叶圣陶却置之不理。像鲁迅这样会“骂人”，并把它诉诸文字，说明了鲁迅是非之心不泯，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并且不虚伪，不造作，敢说敢骂，其实还是十分可爱的，鲁迅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鲁迅的“骂人”文章不仅指出了种种之可骂，并继之以骂，而且挖掘出了“骂”以上的文化意义。有那么一些文字上温柔敦厚的人也骂人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极普通的事。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就是没有把骂人的内容写成文章，背后骂起来，也许比鲁迅还要声色俱厉哩！这是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区别是，只是骂人，没有“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就是说没有形而上的文化的东西，虽然写成了文章，那骂人也仅仅是骂人了。通过以上分析，我甚至认为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骂人”的年代。说好听的，叫百鸟争鸣，说难听的，叫彼此相骂。总之，不足为奇。鲁迅不过是百鸟中声音比较宏亮的一只鸟，“骂人”不是只有鲁迅才为之，也一样不足为奇。如果说鲁迅杂文与一般的“骂人”文章有什么区别的话，就在于鲁迅比一般作家高明，刻划了社会典型，骂出了形而上的文化意义来。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循思想自由原则，观点的分歧乃至对立不应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以后，胡适仍邀李大钊来家谈论政事。在新文化阵营分裂以后，鲁迅、周作人仍跟胡适一起畅谈文学，胡适还在日记中夸赞“周氏兄弟最可爱”。周作人与胡适曾围绕溥仪被赶出宫的事件展开尖锐的原则之争，同时他们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至于李大钊与章士钊，辛亥革命后他们政见日见分歧，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甚至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人居然奇迹般地保留了14年深厚的友谊。在鲁迅针对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痛骂“叭儿狗”以后，林语堂不但接受了鲁迅的批评，还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鲁迅也仍认为林语堂是自己的老朋友。其次，我们还应该对当时的一些团体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二三十年代，“骂人”常常是以团体为阵营的，比如“创造社”、“太阳社”骂“新月派”、“语丝派”等。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把某个团体定为反动的了，团体内的人物自然都成了反动派。若这个团体内有革命的呢？或者为革命派讳，一笔抹去，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团体；或者当作辫子，当某一运动来了，可以作为内部整人的把柄。至于被定为革命派的团体，那概念上好的东西，一律往上贴金，搞得金光闪闪，而那些非革命的，还有叛徒、汉奸之类，或是一笔抹去，一字不提，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团体；或者干脆称他们是投机钻营。经过这样“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把十分复杂的二三十年代文艺团体之间的彼此互骂，简单化为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的团体，虽然有一个总体的倾向，但基本上是大杂烩，是同人的松散的团体。几个朋友，你拉一个，我拉一个，就这样拼凑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不会像成立一个政党那样，对加入者既要申请，又要考察。没有那么复杂的。事实是，除了“左联”以外，大多数的团体是愿来就来，愿走就走。即便以“革命”团体而言，“创造社”中，不是还出了汉奸张资平吗？“太阳社”中，不是有了变节分子“革命小贩”杨［屯阝］人吗？“左联”不是也有“第三种人”杜衡吗？当然，若是进行所谓成分分析，还是右翼团体比较典型。我们以“现代评论派”为麻雀，来一番解剖。过去，我们总是简单化地斥“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事实是，其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有中间偏左或中间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战士，比如原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和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等。有当时就是共产党人，或革命的或倾向进步的文人，他们经常在该刊上撰稿。比如，陈启修、杜国庠、田汉、胡也频等。也有当时确实是偏右的人，如胡适、陈源，甚至后来成为敌人的王世杰、唐有壬等。“现代评论派”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复杂，必然决定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艺观点的迥异。郭沫若曾经说过：“现代评论派”“构成分子大部分还是有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开地说，也还比较开明”。（《创造十年续篇》）《现代评论》的政治思想比较开明，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支持正义、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章，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暴行的文章，声援爱国群众运动，悼念烈士。如《上海租界的杀气》、《上海租界的惨剧》、《论上海英捕枪杀中国人事》、《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要纠正政府的外交步骤》、《段政府的高压手段》、《人权的保障在哪里》、《示威运动与警察》、《持久的爱国运动》、《对爱国运动的谣言》、《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论三月十八日惨剧》、《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等。《现代评论》还刊发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但是，“现代评论派”中也有不少人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政府，为他们罪行开脱，向革命群众泼冷水，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文章，如陈西滢的许多《闲话》。“现代评论派”支持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作家作品，批判反击封建复古派和国粹派，甚至连陈西滢也极力推荐过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们在刊发文章时，没有宗派门户之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由此可见，“现代评论派”无论是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还是在文艺观点方面，都是复杂的，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一本《现代评论》，就是多元文化的活标本。我以为，对于“现代评论派”，既要指出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鲁迅“骂”了“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人，就一概否认“现代评论派”，事实是，对于“现代评论派”，鲁迅主要是“骂”陈源，基本上是不及其他的。至于鲁迅的“骂”胡适，那主要是在上海时期了，与《现代评论》时期的胡适几无牵涉。我以为，二三十年代的论战，有的时候，仿佛矛头是对准了某一团体，但究其实，也只是对准该团体的某一时期或某一具体的人。把对个人的抨击扩大为对团体的攻击，就给人混战的感觉，乱糟糟，说不清楚了。就说“左联”吧，鲁迅抨击过周扬、田汉等，也有对“左联”很失望的时候，但不能以这些为根据，一概否认“左联”。到了“左联”解散时，鲁迅甚至可以说是不大赞同的。再次，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我们对鲁迅“骂”过的具体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要有一个把握的原则。换言之，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对人的评价问题。鲁迅著作中，涉及那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很多。鲁迅对他们，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严厉责斥的，有极端鄙夷的。当然不能说被鲁迅批评的人就必定一直不好，因为一个人毕竟是可以发展变化的。鲁迅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鲁迅的批评对象是各有侧重点的，鲁迅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对争论范围以外争论对象的功过，鲁迅一般较少提及。就事论事，抓住要害，不及其余，从当时的斗争实际看，从一般的杂文写作的方法看，这都是合乎情理之举。就好比我们指出一个人头上生疮，而不必管他脚下是否患了脚气，也不必管他胃是否好，肝是否坏。鲁迅是个作家，是个战士，而不是给人盖棺论定的个人人生档案的执笔者；鲁迅写的是杂文，而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虽然鲁迅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华盖集续编.小引》）但在对人物进行历史评价时，却不以个人的亲疏好恶定高低，而是坚持客观的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例如，对于《现代评论》和陈源，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里，就公正评价了陈源负责编辑的文艺版，并突出地介绍了陈源之妻凌叔华的创作成就。他曾尖锐地批评胡适、林语堂，但在回答斯诺关于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的提问时，他谈到了三个人，其中就有胡适；在回答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杂文作家的提问时，他谈到了五个人，头三名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人是会变的，人是矛盾的，这是常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息影政坛后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力主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胡适，却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并孜孜不倦地考证《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其人生的最后20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就说鲁迅自己吧，在辛亥革命后的失望之余，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颇有些成就。陈丹晨在谈到对鲁迅“骂”过的人的评价时，为了说明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变化，曾举过杨度的例子。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一心想做袁世凯洪宪皇朝的宰相，在这方面，他是有言有行的，很多历史书已有定评。但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证明，他晚年却是一个共产党员，为支持党的事业曾变卖家产。陈丹晨说：“这个跟头翻得是很大的，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但这是历史事实。可见一个人的一生的变化，可以很大的。”（《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既然鲁迅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不是盖棺论定写悼词，那么，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变化，本该与鲁迅无涉。宋志坚对鲁迅的“骂人”现象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鲁迅针对具体人的批评是“照相”，而照出的形象当然只能反映照相时的真实。有的丑小鸭以后变成了天鹅，他可能会拿着自己成了天鹅时的标准照，来非议鲁迅：“难道，我是这么丑陋的吗？鲁迅骂错了！”这只能证明，天鹅先生虽然成了天鹅，但搞的还是形而上学。至于有的实实在在的被鲁迅赞赏过的天鹅，后来脱毛了，老朽了，这和鲁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就是以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事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评价鲁迅对具体人的批评，其目的无非是要贬低鲁迅。早在1983年，李何林在《鲁迅论》“重印说明”中就举有一例。他在谈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说：“到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还有说鲁迅当时批评李四光和章士钊都是错误的，因为李四光的地质学对新中国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贡献很大；章士钊晚年也替新中国作了些好事，他们都是好人，鲁迅先生批评好人，可见错了。”李何林批评的这种人的逻辑若是成立，那么，鲁迅“骂”过的人，几乎都骂错了。今天我们同日本友好，那么，八年抗战也是错的吗？这几年，有一股风，专门捧鲁迅“骂”过的人，并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鲁迅的批评。比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胡适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肯定他们的成就，与鲁迅对他们的批评，本来是并不矛盾的。可是，有的人把鲁迅当作反衬，贬低鲁迅从而抬高他们，不说别有用心，起码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的。林语堂等人，都比鲁迅长寿，在鲁迅逝世以后又走了很长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们的历史评价问题，都是后人的任务，与鲁迅无关。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这是常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时时记着这些常识，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历史人物以后的作为与鲁迅先前的评价做对比，得出他的结论，来损坏鲁迅的形象。我们也不妨来看看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几种情况。一是正如鲁迅所“骂”的。许多鲁迅极端鄙夷和严厉斥责的人，后来的历史发展，越发使他们现出了原形。例如，张资平、张春桥之类的人物。他们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毕竟为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种角色，作了最好的说明。知人论世，是一门非常不易掌握的学问。鲁迅知人论世的眼力，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一是变得好起来了。比如周扬，“左联”时期搞过宗派，被鲁迅“骂”为“奴隶总管”，建国后整过胡风等人。到了晚年，他似乎少了霸气，为人道主义辩护，殊属不易！又如杨荫榆，后来她敢与日本人抗争，死于日本宪兵的刀枪之下，是有民族气节的。此外，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年镇压学生运动，晚年甚至为学校无理开除学生而辞职。一是变得更坏了。比如周作人，兄弟反目，是因为家事，与政治、思想无关。三十年代对他的批评，也无非是小品文等小摆设、大摆设问题，属于文艺观的不同。可是，后来周作人却成了大汉奸，这大约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吧。一个人变得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让鲁迅为他们的变化负责。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鲁迅研究以外的这样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毛泽东沾上了神气，也被神化了。虽然鲁迅赞扬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鲁迅并不能保他们安然无恙，但鲁迅“骂”过的人，不少是遭了厄运的：“四条汉子”惨遭迫害，那是众所周知的了。吴组缃因了鲁迅“据说”他的家人为躲红军逃到上海，长期陷于困扰。徐懋庸因了“反对鲁迅”的罪名，屡遭揪斗。高长虹因为与鲁迅的纠纷，甚至殃及他的孩子……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鲁迅“骂”错了，也决不是鲁迅要陷害他们。这只能证明，中国某一时期的政治，是多么黑暗！鲁迅说孔子成了敲门砖，但不会有人以此否认孔子的伟大存在；一样的，鲁迅曾经成了政治棍棒，但只要理智健全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否认鲁迅的伟大存在。其实，纠缠于人事的纠纷，决非鲁迅的本意。1936年7月，鲁迅逝世前夕，他和冯雪峰谈到某些同人、战友不理解甚至误解他的论战的意义时，沉痛他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我实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谓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雪峰文集》第四卷第25页）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说。
　　二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一些人讨伐杂文的观点，鲁迅对自己“骂人”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人的评价的态度。杂文的兴盛，完全是因了鲁迅的崛起。倘若抽去鲁迅的创作，杂文在文学殿堂可否占到一席之地，也还是一个问题。尽管鲁迅杂文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时人对杂文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攻击杂文，就是攻击鲁迅，至少包含有贬低鲁迅的成分。归纳起来，他们不满鲁迅、反对杂文的观点，大约有以下几条。他们攻击杂文的“不满现状”。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攻击杂文作者说：“有一种人，总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的《杂感》一文，说“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这样攻击一通之后，官气十足地指摘鲁迅不拿出“究竟的主张”和“鲜明的回答”。梁实秋也认为作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冷嘲热讽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去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如果开不出“药方”，人人都要变成哑巴吗？那不是又成了“死的中国”了？从梁实秋等人的观点看，他们当然不满于鲁迅的不满现状；他们还不满鲁迅不满当时的正人君子，每每跟他们过不去，报告着他们的卑劣。鲁迅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鲁迅会给正人君子们“不幸”，如此，他们当然对鲁迅的“不满”是不满的。鲁迅“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是他偶尔有的心情，他另一方面的心境是，他要给他所不满的对象一点“不舒服”：“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坟.题记》）在“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眼里，鲁迅的“不满”，破坏了他们的好心境，当然是恶毒的了。在对“不满”的不满的同时，他们攻击鲁迅的杂文是“骂人”。他们把鲁迅和左翼文艺对于各反对派别的原则性论争，一概都谥以“骂人”的恶名。官方的《中央日报》上的《文坛与擂台》一文，就把鲁迅的笔战文章说成是“骂人文选”，并且说：“养成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杜衡的《文坛的骂风》则认为当时的文艺论战，是“一团糟的混战”，而造成这“混战”的原因，是“杂文的流行”。他把杂文与骂人文章划上了等号，“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他攻击杂文的作者，说：“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大概十分之中三分是为着意气，三分是出于编辑先生的‘拉’，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只有“剩下来的一分，那大概是可以让给真理或正义这些东西去吧！”于是，他的结论是：“现在是大彻大悟的时候，不要为着这十分之一的真理而化尽了十分之十的勇气。大家不是吵着文坛的寂寞，没有伟大的作品吗？我们的气力是应该用得更值得一点的。”要杂文作者改过自新，停止杂文的写作。对于“骂人”问题，鲁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为什么呢？骂别的什么，似乎都可以与他无干，他甚至还可以和你一起骂。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了多少中国人的共鸣，人人在声讨中国人的丑陋，仿佛这么声讨了，他自己就不在丑陋之列了。倘若柏杨也像鲁迅那样，“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瞿秋白：《＜鲁迅杂志选集＞序言》），指名道姓地“骂人”，情况又将会怎样呢？那自然难逃被骂者的愤怒声讨。所以，所谓反对“骂人”的人，一当自己被骂了，也是要骂人的。鲁迅是看透了这些人物的。他说：“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棗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又说：“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致陶亢德信）“骂人”不足为奇，假清高的、讥讽鲁迅“骂人”的人，自己未必不“骂人”。正如我在上面已提到的，鲁迅认为“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在《“题未定”草（八）》中，鲁迅论及战斗的作者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这显然是对杜衡之流的回答。因为总是“不满”，因为“骂人”，所以他们认为杂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又假惺惺地劝鲁迅去潜心于“鸿篇巨作”，搞“伟大的著作”。《中央日报》的文章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但这种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劝鲁迅要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人，“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作品”。大学生林希隽也像《中央日报》一样，要人们想想外国为什么会有《和平与战争》这样伟大的作品产生。他把杂文和伟大的作品对立起来。但他缺乏一般的文学常识，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名都搞不清楚，所以鲁迅称他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对于这种攻击杂文的文章，鲁迅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鲁迅认为，所谓搞“伟大的著作”，是为了用名利诱使他离开激烈的现实的阶级斗争。鲁迅说：“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准风月谈.后记》），也不“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表示“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就仍要它来适应斗争的需要，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至于伟大，大的稍懂得现代史的人，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所有杂文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划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鲁迅虽然时有“骂人”，但其实，他对人的评价却有其客观的标准，理性的态度。首先，鲁迅论人是重大节，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许广平记录的鲁迅谈话中，记着鲁迅一次同来访者谈起某些人喜欢用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简直有切肤之痛。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许广平：《片段的记录》）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反自录》一书中所说：“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里提出了“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论人标准；而所谓“趋向之大体”，即指“趋向苟正”还是“趋向苟差”。这是着眼于“大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论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袁宏道的形象被林语堂等人歪曲了，于是“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鲁迅与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然鲁迅看郭沫若，也是“观其趋向之大体”，“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其次，鲁迅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批评“女性”的文章，是“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两地书.一０》）这里，鲁迅道出了他的战斗方法，抓要害，作短文。如此“剧毒”短文，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鲁迅的攻击，只是攻击可攻击之处，而不是针对攻击对象的一切。比如，攻击对象的脚底流脓了，鲁迅只攻击他的脚，而决不无事生非，说他得了梅毒。鲁迅批评蔡元培，是批评他在“清党”前后的言行，而不涉及他的教育思想；鲁迅批评李四光，是批评他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具体作为，而不涉及他的道德学问……而这些不及其余的批评，并不影响鲁迅在其他方面赞同被批评者的观点，甚至并不影响彼此之间有可能成为朋友。比如，冯乃超说鲁迅“醉眼陶然”，鲁迅也不客气地“回敬”过他，但在反击梁实秋时，他们却是一致的。鲁迅批评过周木斋，后来他们在曹聚仁家中却“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再次，鲁迅是重视团结，也力行团结的。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误大端。我们知道，鲁迅与成仿吾有过笔战，鲁迅对成仿吾甚至有厌恶之情。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回，鲁迅在上海见过成仿吾，夸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成仿吾也说过，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的。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等。以上这些内容证明了鲁迅有宽广的胸怀，力行团结。其实，团结是以宽广的胸怀为前提的。在谈到鲁迅“骂人”一类杂文时，茅盾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倘就鲁迅杂文的作用而言，“匕首”或“投枪”，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象，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振聋发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茅盾的话，是符合鲁迅“骂人”的客观实际的。鲁迅决不是一味地骂，鲁迅心中有一杆秤，心明眼亮。
　　三
　　鲁迅的“骂人”，大约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原则之争、是非之争，从总体上看鲁迅所“骂”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鲁迅“骂人”的主要部分，换言之，鲁迅对时人的批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比如，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的批判；对“新月派”梁实秋的批判；对当时周扬、张春桥极“左”萌芽势力的批评；以及对章士钊种种劣迹恶行的揭露与抨击，都属此类。二、大原则上鲁迅是正确的，小枝节上有批评失当、感情用事之处。这一点，可以举“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革命文学”论争，是由于成仿吾他们当时尚不了解鲁迅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本来属于乎同一阵营的鲁迅错误地当作了敌人，对鲁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们给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等高帽，鲁迅仍然坚持批评所该批评的，但不论争论怎样激烈，鲁迅并没有反对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根本主张。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是拥护的，所余下的矛盾，大不了只是提法问题。但是，在枝节问题上，鲁迅确实因为动了肝火，动了感情，有失当和言重的地方。比如，骂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人是“才子＋流氓”，与他们的“才子＋革命”的本色似有距离。说“四条汉子”等“我甚至怀疑他们系敌人所派遣”，也言重了。对自己精心栽培过的后生小子徐懋庸动了那么大的肝火，是不是也有不够冷静和大度之处呢？三、有批评正确之处，也有误解、误会的地方。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对周木斋的批评，在大学生的“赴难”与“逃难”问题上，鲁迅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称自己是“逃难党”，鲁迅对周木斋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在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却是误会。对于这桩公案，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四、纯粹是误会。这一类事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并不多，但亦可举出明显的例子。一是“杨树达”袭来的事件；一是怀疑丁玲来信是沈从文化名捉弄事；一是怀疑钟敬文与“鼻”（即顾颉刚）乃一路人之事。对钟敬文，鲁迅是意气相向，恨屋及乌了。这些误会，鲁迅有的公开做了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有的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了某种歉意和不安。顺便提一下，有人把鲁迅“骂人”现象分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不那么正确了，等等若干类。我以为，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怎么就变得不正确了？用现在流行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具体的争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奢谈正确与否，貌似公正，然客观上起了贬损鲁迅的作用。比如，有人说过去讲“斗争”，鲁迅“骂”梁实秋是对的；今天讲“团结”，再“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就不对了，云云。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们今天十分重视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我们能以此否认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吗？如此媚时、迎合，就不是搞学术研究了。钱理群认为，这样的人就不配称为“学者”，而是见风转舵的“政客”了。我以为，关于鲁迅的“骂人”，从另一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干系。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至于杨荫榆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骂”杨荫榆的“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但是，那篇被有的人认为有人身攻击成分的《寡妇主义》却是“实骂”中的“虚骂”。文中，鲁迅指出杨荫榆是“寡妇”或“拟寡妇”，实行“寡妇主义”教育，对于大学生，“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这些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推测，与杨荫榆所涉无多。其实，杨荫榆虽然孤身，但她也和鲁迅一样，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据杨绛介绍，她是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她的夫家姓蒋。虽然门当户对，然蒋少爷却是一个“傻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成亲时，她把“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后来逃回娘家，出外求学，当然，鲁迅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这一身世，倘知道，接受过母亲“礼物”、与朱安有过不幸婚姻的鲁迅，在下笔讨伐“寡妇主义”时，以杨荫榆为话头、也许会有所踌躇？我以为，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这种深切感受，可以说是郁积于长久，得之于偶然。他之所以如此不无刻薄地骂杨荫榆，只不过是找到了灵感的触发点，借题发挥而已。心中有思想，总是要喷发的。若不是杨萌榆，在此后的某日，碰上了牛荫榆、马荫榆，一有机会，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思想，还是要表白的。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人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只是极其深刻的。鲁迅在谈到自己杂文写作的经验时说：“砭锢弊常取类型。”所谓“取类型”，就是如上所例举的抓住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正如鲁迅自己所解释的，“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这就是说，鲁迅是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的，它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实中有虚，由个别而到一般，在于他的思考绝不停留在个别的“这一个”，而是将其放在广阔的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迅速切入本质，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概括性、普遍性的“这一类”的标本，这种从个别现象立即切人本质的整体概括的思维方式，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说，就是“在看到一件事物的一瞬间，就能够从许多偶然性中，区别出它的基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我们认识鲁迅的“骂人”现象，也应该跳出困宥于“实骂”的误压，跳出个别看到一般。如此，才算是掌握了阅读鲁迅的钥匙，可是，论者每每不察，对鲁迅的“骂人”文章，总以意气论之。对此，鲁迅当年即已感慨系之：“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1934年５月２２日致杨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