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1934：绝望的抗战

　　□王晓明
　　鲁迅到上海已经7年了。他现在租住着虹口大陆新村里的一幢3层的楼房，虽不怎么宽大，但有许广平悉心照料，还雇了两位年老的女佣，做饭，洗衣，地板和楼梯擦得干干净净。他依旧是深夜写作，上午酣眠，白天家里静悄悄的，衬得后面厨房里的砧板和锅碗之声格外清晰，直到5岁的胖乎乎的儿子海婴从幼稚园回来，以他活泼的喧闹充塞全屋。
　　他早就不再写《阿Q正传》和《孤独者》那样的小说了。但他手中的一支笔，依然有力地牵引着读者的视线。从1933年起，他向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投寄杂文，都是千把字的短文，也不署“鲁迅”这个名字，还不断地变换笔名，读者却还是很快认出了他，以至凡有他的短文的报纸，街头的零售额都会明显增加。甚至无需等到印刷完毕，在排字房里，他的文笔就会被认出来，得到特别仔细的校阅。不用说，他因此每每得到最高的稿费，譬如“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别人的是千字3元、5元，他的是千字10元。在1934年，10元钱足够买100斤大米。自从40年前离开故乡、辗转各地，他此刻的生活是最安逸的了。可是他并不愉快。自从1930年，在一个他早早就离开了的场合，他被莫名其妙地推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接着又成为更重要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讨厌他。先是浙江的国民党党部向“中央”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接着是从1934年起，政府的图书审查机构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都不准发行。再后来，网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当然，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对他还是有几分尊重，并不想真对他怎么样。据说蒋介石还不止一次让人传话给他，想笼络他。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当内山书店的老板为了那通缉令替他担心时，他笑笑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在1934年的上海，官方对文化行业的控制远不如后来那么严密，尽管有那么些禁令，鲁迅还是能不断地发表文章————当然常常得用化名；也还有一些小的出版社，敢悄悄地印行他的著作。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写作，能够发表，其他的事情，包括官方的一般性的敌意，他确实是不怎么在乎的。但是，30年代上半叶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林立和机构混乱，使人很难用常理来推断政府对它讨厌的文化人的政策。看上去松松垮垮，不怎么严酷，有时候却又会突然下起毒手来。譬如1931年，官方的军警就一举捕杀了柔石等5名文学界的共产党人。1933年“蓝衣社”特务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以后，更有人放出风声，说鲁迅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更何况，鲁迅又是一个遇事总要把最坏的一面都想到的人，他理智上知道也许“不要紧”，但还是不免要时时紧张。从与他相熟的柔石遇难的那一天起，只要风声一紧，他就会离家躲避。到了1934年，他更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他住的这幢房子，是通过熟识的日本朋友出面租赁的；他不向陌生人公开自己的住处，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也不在家中会见访客；所有的信件来往，都通过附近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他情愿每天去书店取寄；空气紧张的时候，他甚至连窗边都不坐，怕被人认出来，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其实是没有多少信心了。
　　柔石被害，他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杨杏佛的惨死，更激起他一种拼死相搏的冲动，他坚持去送殓，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特意不带家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
　　在1934年的中国，朝野上下多已经知道，鲁迅是明确地站在官方的对立面，不会妥协的了。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的国度里，做一个经常与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鲁迅此刻碰到的，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自从将国民党政府视作是黑暗的力量，他对那与国民党正面对抗的共产党，就自然觉得特别亲近。他熟识的几位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柔石，瞿秋白，冯雪峰，还有胡风，也都以各人不同的气质和品性，赢得他的欣赏和敬重。因此，进入30年代以后，他越来越明确地将共产党人看作自己的政治盟友，愿意与之协同作战。可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习惯于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既将中国的历史看得太透，对现实的感觉又太敏锐，一旦盟友暴露出某些出乎意料的别的品性，他就会特别受伤害。
　　还在1930年，他刚成为左联的名义领袖，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来向他布置任务了：“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他开始还委婉地回答：“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不料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好像把鲁迅看作一枚炸弹，这让他大受刺激，一口就回绝了，回到家中还忿忿不已。从青年时代在东京参加光复会起，30年来，他目睹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党和造反者，如何视他人为草芥，“一阔脸就变”，革命成功以后，变得比昔日的统治者更加暴戾。如今到了上海，这些阴暗的记忆竟又一再被唤起，到了1934年，“左联”中一些年轻人的偏狭和粗暴(甚至化名写文章骂他)，已经使他忍无可忍。先是在私人通信中，接着在公开的文章里，他激烈地反击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正是在这里，鲁迅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他没有因为置身严酷的社会战场，便被眼前的功利需要束缚住手脚，凡是盟友就一概拥抱，虽然有时也隐忍，也避让，可一旦超过了限度，他就会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即便为此而别扭，而尴尬，他也在所不惜。当然免不了寒心，甚至有很深的悲哀，他却始终没有退出战场，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了，绝无取胜的希望，他也要独战到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绝望的抗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向后人遗赠这样“绝望的抗战”的精神的，惟有鲁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