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1912：女吊的血色

　　□孙郁
　　1912年，对鲁迅来说是重要的转折点。2月，他辞去了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此次的离家，他的态度决然，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这如同又回到18岁那年的外出求学，重新去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我一直觉得，他的再次远离故土，有着难言的痛楚。绍兴给他的多是噩梦般的东西。留学归国后的两年故土生活
　　给他的刺激，后来都留在创作里了。倘他像胡适一样，没有过故乡工作的阅历，也许写不出《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那样绝望的作品。这两年失败的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之大，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然而离开绍兴前，他与家乡那份《越铎日报》，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鲁迅对绍兴评价不高，除了民间的某些野性存在引起过他的兴趣外，民众与绅士的劣根性令他颇为鄙夷。于是便特别希望有新的声音出现，使暮气弥漫的古城有着些许改变。他对这《越铎日报》，便寄有微薄的期冀。1912年元月，该报创刊号上刊有他的《〈越铎〉出世辞》，文章雄健高迈，回肠荡气。篇首阐释绍兴历史，谓之“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然而鲁迅又对绍兴后来“专实利而轻思理”很有微词，以为是民众堕落的原因。此文在他的一生中颇为重要，既沿袭了留日时的某些思想，又有新的境界。那文章谈办报之旨，乃“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此系作者心境的写真，文章的峻急，无可掩饰地透露了他的某种焦虑。
　　《朝花夕拾·范爱农》记载了创办该报的缘起，鲁迅是被推为名誉总理的。报纸以“越社”的名义发起，办报人大多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像主要负责人宋紫佩，就曾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随鲁迅读书，关系很密切。宋紫佩办报的思路，大多受到了鲁迅的指点。最初的几期里，有许多鲁迅化名的文章，可以说，是很带锋芒的。绍兴古称“会稽”，鲁迅多次引用王思任之语：“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其实隐含着对先贤的尊敬。他还辑录过《会稽郡故书杂集》，对绍兴遗迹很有研究。但鲁迅对现代绍兴人的生活方式，采取攻击的态度，以为没有人道的氛围。《越铎日报》上许多文章，系对社会陋俗的批判，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咏叹，调子是悲慨的。鲁迅后来将母亲也从此处接走，不再回来，甚至连重游的欲望也未曾流露过。
　　《越铎日报》所以值得介绍，在于其价值取向。报纸创办初期，得到过绍兴都督王金发的资助，但他们收了都督的钱，照样敢骂都督。绍兴并非是一块净土，《越铎日报》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便是今人所云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绍兴人在那时便有办报的勇气，是和知识群落的氛围有关的。在绍兴，与鲁迅同代的知识者，就有蔡元培、周作人、许寿裳、范爱农、川岛、宋紫佩、陈去病等，至于徐锡麟、秋瑾就更不用说了。有这么多的先觉者出入于绍兴，其文化便颇有特点了。不过，鲁迅对同代人的人文语境，自恋的成分少，很少歌颂故乡的什么，惟提及社戏及女吊、无常这些形象时，略有赞赏。一涉猎活的人间，便颇有苦味。绍兴在他的笔下，成了吃人者的舞台。直到去世前，谈到过往的生活时，他几乎没有留下明快的文字。绍兴在他的记忆里，鲜活的竟是鬼怪一类的东西。鲁迅之于故土，用爱与恨这类字眼，是无法解析的。他未曾醉心于大禹陵、王氏父子等名人遗迹，倒是看到历史给民众留下的鬼气。他的作品，何尝不是被这鬼气包围着？试读《祝福》、《长明灯》、《孤独者》，内中多有阴森可怖的气息，仿佛地狱的一隅，让人喘不过气来。有趣的是，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写过一篇《女吊》，借绍兴旧戏中的鬼魂，说了许多骇俗的话。女吊不像别的鬼魂那么狰狞可怖，身上带有很美丽而又强悍的气质，其原因，是她能喊出生之大苦，且无被报复的恐惧。我以为鲁迅的文字里，有时就有女吊的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