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东京：1902–1909

　　□高远东
　　1902年4月至1909年7月，鲁迅在弘文学院、仙台医专、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曾学过日语、医学、德语，在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东竹町的中越馆乃至西片町十番地的“伍舍”————夏目漱石搬走后鲁迅等5人合租的一幢二层小楼等地亦曾脱清衣、着和服，出没于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书肆；也曾到亡命日本的章太炎处听讲《说文》，但这些陈迹，在关
　　东大地震和二战期间美军的大轰炸之后，早已荡然。1934年周作人来访旧，就不胜唏嘘。
　　与东京相反，鲁迅在仙台虽只呆过不到两年时间，但仙台医专(即今天的东北大学)却辟有纪念馆来专门保存鲁迅就学的“迹”，连当年发生“幻灯片事件”的阶梯式大教室也保留着。仙台本是放逐鲁迅之地，留日8年，“幻灯片事件”及本地同学的唧唧喳喳，可谓比东京弘文学院的强人拜孔子更令鲁迅厌恶，却只因为藤野先生一人，此地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踏足仙台，一方面在市博物馆旁可见到青铜浮雕的“鲁迅之碑”和周围的纪念植树，另一方面又有刺目的护国神社、昭忠塔以及沿袭排斥鲁迅的“仙台精神”的标语：“向已化作我国永久和平基石的英灵致敬！祈愿第六十一次伊势神宫式年迁宫成功！让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继续下去！让北方四岛的回归早日实现！”(意译)令仙台及日本人感激涕零的“英灵”，就是到我们的土地上烧杀奸淫的强盗。
　　藤野先生不能代表仙台的本质，至少不能代表鲁迅感受到的仙台的本质。鲁迅对他的感念和发现，或许只是对其“真的人”的理想的一种肯定、追寻和寄托。这对于仙台和日本，不仅不是赞扬，反而是一种批评。
　　从仙台回东京后，鲁迅虽挂名德语学校，却几乎从不去上课，而是投身于中国“人”精神改造事业的磨砺之中。他也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活动，但更多的却是搜购西方思想和文艺书籍来钻研、学习；也对创办文艺杂志《新生》倾注极大的热情，但真正称得上留学结晶的却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及与周作人共同翻译的两册《域外小说集》。我们知道，鲁迅的东渡，本抱“科学救国”目的赴学，也就是说，他是来学医而非来学日本的。但经历“弃医从文”的蜕变后，他的精神旨趣从普遍转向了特殊，从科学转向了人文，但其重要的思想主题“精神界之战之战士”和“摩罗诗人”的形象来自欧洲，与“东洋”无涉，而日本学者关心的中日文化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之类，则从未进入其思想视野。伊藤虎丸在《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一书曾指出，鲁迅留学日本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接触日本流行的思想和文艺思潮，找到并确立了思想的原点“个”的自觉，“人”因此从家族、国家乃至阶级、党派的管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成为了主宰。这使鲁迅一下子跃居亚洲思想的前列。但我们也知道，所谓“个”的自觉，其实是鲁迅从尼采、施蒂纳、克尔恺郭尔、叔本华等人那里“拿来”的，鲁迅对亚洲思想的真正贡献，或者说对“东洋”思想的根本改造，不仅在以“个”的自觉作思想的原点，而且在于把它引入了相互关系领域，把单向的“成为主体”发展为“互为主体”的关系格局。1909年7月，鲁迅怀着创办《新生》失败的记忆回国了。作为“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生活的最重要部分，8年留学给了他太多的“异”感：“医学救国”梦的破灭、深入20世纪文明“根柢”的上下求索、做“真的人”和做“奴隶的奴隶”的极端经验、“精神界之战士”坐标的确立、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浪漫英雄的自省等等，这既赋予他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的方向，也使他在寻求“立人”、“立国”的精神和方法时远离了“异地”日本———这个使鲁迅初步成为鲁迅、却未遗留下任何“旧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