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在巨星陨落的日子（１９３６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故于上海。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胡愈之等13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讣告称，依先生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20日至22日，各界签名瞻仰遗容者个人9470，团体156。22日出殡，“捕房以怕扰害秩序为由”，改道延期。16000余人结队，主要为工人和学生，包括小学生，在肃穆、哭泣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缓缓送行。沿途有外国巡捕马队及中国军警持枪监视。遗体葬于万国殡仪
　　馆，有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覆于棺上。
　　自19日起，各报发表逝世及悼念消息。上海《大沪晚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时事新报》、《立报》、《辛报》、《民报》、《社会晚报》、《申报》等称先生为“文坛巨星”、“文坛钜子”。香港《港报》称先生为“世界前进文学家”、“民族解放的文化战士”。香港《珠江日报》称先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上海《广东报》称先生为“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和“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上海《上海报》称先生为“文坛唯一权威者”。南洋《商报》称先生为“文化巨星”。《上海日日新闻》称先生为“中国文坛底最高峰”。各报显著标题有：文坛陨此巨人，四海同深哀悼(上海《辛报》)胶州路畔空气肃穆，万人凭吊鲁迅(上海《大沪晚报》)以先生之伟大是值得盛大纪念的，主要还须用求自由的血花来奉献(香港《港报》)许地山讲鲁迅对新文学贡献，鲁迅文学多为大众福利斗争(香港《大众日报》)我们伟大导师是死了，可是，千百万的后起者，却在勇往迈进(《山西党讯》)纪念开始，不是纪念终结(南洋《商报》)怀念生前之德，今天盛大的告别礼，像活人一样的寂静的姿容(《上海日报》)鲁迅底葬仪，在盛大里终了，沿途民众拥塞(《上海日日新闻》)为悼念先生出专号特刊者有：
　　上海《立报》、《大晚报》、《申报》、《文化报》；北平《中报》、《北平新报》、《大路报》；香港《大众日报》、《港报》；《山东日报》；《山西党讯》；河南《国民日报》、《民国日报》；福建《陶报》、《复兴日报》、《国民日报》；汕头《星华日报》；无锡《人报》、《锡报》；青岛《时报》、《民报》；《九江日报》。此外还有《中国日报》、《华北日报》、《华侨日报》、《循环日报》、《东方快报》等等。著名的挽联辞有：我们的朋友(上海丝厂工人)这种不屈服的精神，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互助会)文坛前驱(上海绸厂工人)向我们的导师，致最后的敬礼(几个绸厂职员工人)在民族解放的行列中，我们失掉了伟大的导师！未来的新中国更不能借你的笔传布给全人类！(上海学生救国会)精神不死(上海烟厂工人)民族之光(上海工人救国会)生活只有在艰苦中斗争，社会依然是荒淫与无耻(民治新闻学校)学习鲁迅先生为劳苦大众呐喊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光华大学暨附中学生二十人)鲁迅先生奠定了现在中国文坛的基础，到临死的时候还领导着青年们向前迈进，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位先驱者的陨落，敬致万分的哀悼(中国文艺家协会)花圈挽联那里会使我们的伙伴开眼？记住那狂人的誓言，用墨水照上了枪杆，呐喊，反叛，肃清吃人的旧制度和汉奸(大同大学时事研究会)在大众的心里是永生的(海燕剧社)民众丧战士，青年失导师(联华书局)弱小民族的救星死了(韩国一青年)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一生反帝封，至死不宽容(上海著作人协会)熄了光耀着世界的火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法国立工学院学生会)没多少苦战士和暴风雨争斗替魔障减杀一层凶焰，有几个老少年向后一代伸手为正义留下半分光辉(妇女生活社)我们诚意的接受鲁迅先生的指示，为着民族为着大众高歌(上海民众歌咏会)著述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元培)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章乃器)死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生的主张宽容那才糊涂(王造时)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家继续斗争(胡子婴)
　　鲁迅生前和悼念活动中，亦有人指责其偏狭。各家悼念，多就此辩驳。邹韬奋《悼鲁迅先生》，说民众所献“民族魂”旗寓意极深，“中国不亡，就是要靠我们积极提倡扩大这‘民族魂’，严厉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的‘亡国大夫’型的国贼和准国贼”。胡愈之《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战士》，认为“鲁迅先生为了民族解放而斗争，没有一个时候松懈，而且也不曾向敌人退让过一寸。虽然有人说他固执偏狭，但是对敌人的固执偏狭，就是鲁迅先生的伟大”。一位美国作者的《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引鲁迅“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指这种“宽容”正是“中国的民族病”。
　　火山喷发一样出现的自发的群众性的纪念活动遍布全国，席卷各界，吸引了不同阶级、不同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各方面的进步人士，特别是广大的工人和知识界。沈钧儒在出殡仪式演讲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那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而今天在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哪里去了？”但是我们的民族造就了鲁迅，我们的人民积聚在鲁迅的旗帜下，和伟大的鲁迅心心相印。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号召和组织，却有一种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爱祖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永无休止地奋斗。悼念活动即为全民族对鲁迅的评价。这是近代以来，继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于民族危亡中政治意识觉醒的一个新的历史性标志和一次最大的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