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鲁迅：百年被告迅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葛涛 谷红梅（编）非议鲁迅先生的现象已经成为20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值得对此进行症候式分析。鲁迅先生在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本文特收集一个世纪以来非议、攻击鲁迅先生的有代表性的言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年代非议鲁迅先生言论的异同，或许对于后来的读者有一些“益处”。
　　1919年陈铁生：“鲁迅君何许人……脑海里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驳随感录第三十七条》，原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1924年成仿吾：“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呐喊〉的评论》，原载1924年1月《创造季刊》2卷2期）
　　1925年不署名：“什么东西！你的小说我做的出！要不是胡适之改革文学，你哪里拿得出，还不是在教育部钻狗洞！” （选自1925年12月3日不署名至鲁迅信，原信现存鲁迅博物馆）
　　1926年陈源：鲁迅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鲁迅先生（在书中）就没有那样的声明。”（《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原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高长虹：“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次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它。”“鲁迅去年45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所摇动了。”（《走到出版界》，原载1926年11月17日《狂飙》第5期）高长虹：“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但这对于他才终于没有益处，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原载1926年12月12日《狂飙》10期）1927年高长虹：“鲁迅梦为皇太子，醒了时，笑了，却仍假装在梦中。天才曰：糊涂虫！鲁迅梦为思想界权威者，醒了时，则 然‘狗’也。于是而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有权威者。”（《鲁迅梦为皇太子》，原载1927年1月30日《狂飙》）1928年冯乃超：“鲁迅这位老先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的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原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钱杏村：“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时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的，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得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路，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死去了的阿Q时代》，原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冯乃超：“事实上，他是‘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病人。不然，他不会切齿的骂人‘害怕’，骂人‘恭维’的哦，鲁迅何苦来由，胁迫于自己做出来的观念，终至缩入绍兴酒翁中，‘依旧讲趣味’去呢？”（《人道主义者怎样的防卫自己？》，原载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事而不悖’的感想。”（《“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原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我们真不知道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死去了的鲁迅》，原载1928年7月《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石厚生（成仿吾）：“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可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可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原载1928年5月1 日《创造月刊》第1卷11期）叶灵风：“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鲁迅先生》，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
　　黑木：“鲁迅之笔，以尖酸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一定之‘孙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骂。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做随感录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示里面骂。黔驴技，止于此。”（《鲁迅骂人的策略》，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杜荃（郭沫若）：“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原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2卷1期）
　　1929年实秋（即梁实秋） “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赍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某某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以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资本家的走狗”》，原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2卷9期）
　　1930年甲辰生：“鲁迅先生在春雷似的掌声中登了讲台，‘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 （《鲁迅卖狗皮膏药》，原载1930年4月1日《民国日报》）
　　男儿：“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产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署名于巴而底山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犹如此者，”（《文坛上的贰臣传》，原载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张资平：“呜呼！鲁迅大爷有福了……有了稿费，喝得‘醉眼陶然’了” （《答黄棘氏》，原载1930年5月1日《洛浦》创刊号）
　　1931年向培良：“不过鲁迅虽然骂，也不过空空然白纸黑字，并无效力，既然已不能用对付狂飙周刊的旧法，又不能叫青年文艺警卫团警卫一下子。则鲁迅骂个痛快之后，也会自己感到无聊吧。前此他愤然说要停办莽原，我劝他不要学魏连殳的孤独。如今呢，谁知他反而学阿Q式的反抗。此老每于愤怒之余，便自己向下堕落，而今每况愈下，青年门真应该可怜一下子。”（《答鲁迅》，原载1931年8月《活跃周报》13期）1932年郭沫若：“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拥护文学的正统！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反对文学研究会就是反革命！反对鲁迅先生就是反革命！”“是的，我们的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是创作。他的‘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的历史。”（原载《创造十年》，1932年9月20日现代书局出版）苏凤：“鲁迅先生现在是‘很普罗’而且是‘左翼之雄’了，但假使有人能够把鲁迅先生的生活来真实的表现一下的时候，我终相信，鲁迅先生的普罗，也像是出丧用的衔牌，——尽管牌子上用金字漆上了‘一品夫人’字样而棺材里关着一个‘不动的尸骸’”（《一瓣落叶》，原载1932年11月4日《民报》）1933年美子：“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滑稽的条件之一。讲演时，常喜把手放在长衫的后大襟上，在台上像动物园的老熊一样的踱来踱去。”“凡是看见过他的人，总不相信这样瘦的人，也曾进过水师学堂和学过医学的。”（《作家素描》，原载1933年1月《出版消息》）周木斋：“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刚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 （《第四种人》，原载1933年4月15日《涛声》）红僧：“鲁迅先生做了共产党文艺的政治宣传队的俘虏之后，一变而为勇敢的降将军，居然口有道道革命。由阿Q而DonQuixote，而洪承畴，以统一中华文坛自任了。但鲁迅懂些什么是革命呢？除了在共产党革命八股中拾了几个口语，什么前进与共鸣，中伤、软化与曲解，有些什么什么呢？鲁迅如此革命，好象是临老入花丛，自己沉迷而不知，但若考其转变的经过，则为卖身投靠以维持自己在文坛的威权。如此投机苟存罢了。试问年来不能创作之鲁迅，除了倚靠在把持文坛的左联而外，还有什么法子。”（《武断乡曲的鲁迅》，原载1933年8月15日《新垒》2卷2期）邵冠华： “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当鲁迅先生有兴趣漫骂人家的时候，他最喜欢派人家算是xx主义——虽则人家绝对不是xx主义——而加以重大的攻击。……我似乎看到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鲁迅的狂吠》，原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5期3卷）1934年少离： “人都以为今天的鲁迅，是个共产党。是个赤匪第一流的应声虫，这些话都是对的。”“鲁迅翁的政治关系，确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一员。”“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左派，已如上述。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鲁迅与托派》，原载1934年4月上海《社会新闻》7卷2期）天一： “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内山完造底秘密》，原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7卷16期）思：“因此鲁迅即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现此书已有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闻鲁迅此技一售，大喜过望，已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将此期以此等作品供给出版，乐于做汉奸。”（《鲁迅愿做汉奸》，原载1934年5月《社会新闻》7卷12期）1935年林语堂：“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做人与做文》，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57期）
　　1936年李长之：“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原载《鲁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书局第1版）陈仲山：“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污蔑的这样曲折周到！……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就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1936年7月4日陈仲山至鲁迅信）1937年毕树棠：鲁迅“缺乏一个哲学家的完整的中心思想，因此在气度上有了限制，不能产出长篇的巨作。”“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他的散文的糟粕。”（《鲁迅的散文》，原载1937年2月1日《宇宙风》34期）
　　苏雪林：“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偏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苞粪土。”“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原载1937年3月1日《奔涛》1期）“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一攻讦三数私人为事。”“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而，为名焉而。”“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嗍其党羽，群起而功，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李大钊革命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而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与蔡孓民先生论鲁迅书》，原载1937年3月16日《奔涛》1卷2期）周作人：“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与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原载《瓜豆集》1937年宇宙风出版社出版）1939年吉力：“只要我们不承认鲁迅先生是买办或奴才，那便是最公平最确实的见解。……而今人对于鲁迅先生杂感的笔调，早已有了一个‘师爷笔法’的定评，我实在找不出绍兴竟有这样宽容的‘师爷’。”（《杂感家的见解》，原载1939年2月8日《鲁迅风》5期）李直：“那些吃鲁迅的人称他为‘中国文学之父’，那么，我们就从文学上来看看鲁迅吧。”“我们这位‘文学之父’呢，除了短段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随便骂些颠街，集起来就算‘文学创作’，把这些创作拿出来就算‘文学家’，‘文学之父’，这不但在世界文坛上是个最大的笑话，那简直是骂尽了中国四万万人里还没有一个懂得‘文学’怎样讲的人。”（《鲁迅的评价》，原载1939年12月号《改造》）
　　1942年郑学稼 ：“只许自己剪辫，不许学生动手，这和‘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有同一的武断。当他禁止青年剪去‘服满’的象征时，忘却自己是‘光复会’的一会员，更忘记同会会员徐锡麟的血债，他只为避免‘满洲人绍兴知府的眼睛’，而为大清天子服役。我们不说，终其一生，是不是‘言行不一致’的人，而由这一宗事，却使我们明白，他在每一时期，都能够抱‘各为其主’的精神而办事。因此，正像他充当绍兴中学学监而为‘皇上’禁止学生剪辫，后日臣事袁世凯，和充当徐世昌、黎元洪的小吏，也不对‘红宪’等等罪恶，挺身抗议，只在章士钊免他的职时，他方愤然的说：”革这伙人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即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上海的‘大日本帝国武官’谅解鲁迅先生的‘反日’，鲁迅先生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谅解于他们‘膺惩’中国‘军阀’。”（原载《鲁迅正传》，1942年3月重庆胜利出版社）
　　梅子：“同样的，也有相反的一面，却把鲁迅当作是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人，不仅把后期的鲁迅的言行，看作是一群魔鬼的帮闲头子，而且把前期鲁迅的创作，也轻轻一笔抹杀，于是鲁迅变成了一名中国文坛上十恶不赦的不详之物。”（《鲁迅的再评价》原载《关于鲁迅》，1942年3月重庆胜利出版社）1949年刘文典：“鲁迅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正如……《狂人日记》中人物的心理。”“鲁迅只会写短篇小说，如《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敢说他写不出来。”（选自1949年7月11日作者的《关于鲁迅》讲演稿）
　　1961年夏志清；鲁迅离开北京后，特别是鲁迅“投共”后，他的创作能力丧失了，“不能再唤起写作他最优秀的作品所必须的真诚”。鲁迅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是“琐碎的，好争吵的”。“鲁迅却只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旧传统的明显失误，而纵容了，甚至后来还积极鼓励了那种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动，这种力量不仅使文化发展停滞衰落，而且毁灭了文化。”“他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他“更多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较少的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导师和讽刺家。”（原载《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六十年代周作人：“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原载《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8月出版）
　　1966年曹聚仁：“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原载《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0月出版）
　　1967年蒋梦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原载《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
　　1971年夏济安：“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被他本人和中国左翼运动所浪费掉。”“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与地狱的音响。”“鲁迅未能以他对非意识世界的认识写出一部诸如《荒原》《尤利西斯》那样的杰作，也许是由于他的恐惧，他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以至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日益狭窄，这一切鲁迅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原载《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1979年夏衍：“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的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1期）
　　胡菊人；“近数十年来，对于鲁迅的研究和歌颂，有如黄河的决堤和泛滥，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近代作家惟一值得谈的，就只有一个鲁迅，惟一值得学习的亦只有一个鲁迅，甚至近代中国如果有作家，亦只是鲁迅一人。”“千篇一律的、万音如一声的、千声如一响的单调的‘鲁迅赞’交响乐使人听得又厌又怕。”“从来不为人加以道德上的人格评断的鲁迅一段生活。他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受日本人的保护，与日本人的关系这样好，即使时势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在人格的完整上，是污点呢？还是非污点呢？”1932年1月28日至2月6日鲁迅的日记“失记”“空白”“这恐怕是鲁迅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蔽的是……”如果这件事一“泄露出来”，鲁迅的“偶像性”就会马上粉碎。（原载《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0年王蒙：“看样子，‘缓行’快要变成了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快要变成了‘永不实行’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原载《读书》1980年1期）
　　1985年刑孔荣：“《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其次，作品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阿Q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形象。”“《故事新编》是三流作品”（《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原载1985年8期《青海湖》）1988年严家其：“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是一个伟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描写社会现象来表达他对国民党统治的看法，但他一不骂国民党要人，二不公开接近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认为他是揭露国民党的，而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对他怎样。这方面鲁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面他比较心胸狭窄，不容异见。”（《严家其谈政治与人》，原载1988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
　　柏杨：“我讲过，我写杂文比鲁迅好。这在大陆讲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冒犯。但是，我并不是实质上比鲁迅好。我觉得，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好，你们应该比我好！我们是个很有尊严的民族，不是黑社会，不是武狭小说里的祖师爷……谁都没有祖师爷好，这是很危险的。”（《柏杨答记者问》，1988年11月22日《陕西政协报》）
　　1989年李欧梵：“鲁迅杂文在最后一个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好斗和论战的写作方式。”这种模式“刻薄，好斗、毁灭性打击，甚至恶毒”，“因过于关注社会而受到一定的损害”“同鲁迅其他众多的泄私愤的文章的价值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原载1989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1990年于宗瀚：《给颜黎民君的信》“文笔很差”“用词不当”“无论是其文笔还是其思想内涵，都一无可取之处”“为什么选这么一篇文笔很差的信给孩子们学习呢？”（原载1990年第1期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柏杨：“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原载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千家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关系。”（《读〈鲁迅日记〉》，原载1992年1月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原载1994年9月8日香港《联合报》）1995年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载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
　　1996年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原载《世纪之交的冲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997年董桥：“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战斗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的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本，恐怕失之悖逆。当然，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也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实在好玩。” （原载《文字是肉做的》，1997年8月文汇出版社出版）1998年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
　　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徐江： 鲁迅一向看不起做“导师”的人，可老天嘲弄他，让权力话语奉他为当代圣人。他老人家一定不高兴。正好我对此也不高兴。他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数是负面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朱文：让鲁迅一边歇一歇吧。（原载《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10期）1999年葛红兵：“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想统一年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大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绝对优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让人一看就彻底奠定了鲁迅的地位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第三种文学的气魄和胆识。”（原载《芙蓉》1999年6期）
　　朱健国：“鲁迅先生之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我们应该明确，人们所赞赏的鲁迅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有所迷失的文章的。鲁迅精神，主要指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所谓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的说法，恰恰是在歌颂‘生病的鲁迅’。新中国以后一直以病中鲁迅’为宣传要点，所以愈宣传鲁迅，愈无鲁迅。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原载《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0年张闳 ：“在这个鲁迅独创的文体中，自然不乏佳篇，比如说，他前期的那些（多少带有尼采风格的）格言式的随感和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文章。但也有许多(特别是晚年的杂文)充其量只是一些时文，或者是一些与论敌之间缠夹不清的口舌之争。这些作品美学上的趣味恶劣，内容上无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强词夺理的‘宏论’。这些文章在现代中国文化批评领域内开创了一种粗暴的和简单化的风气。”“最让人感到难堪的是，鲁迅也是‘文革’时期的思想偶像之一。他的思想与‘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的关系暧昧。”
　　“对鲁迅来说，他的‘国民性批判’的观念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鲁迅思想中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时又是其局限所在。具体表现在小说写作方面，因为常常过于拘泥于‘国民性批判’的观念，以至其小说的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方面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我们固然可以找到种种客观上的理由为鲁迅辩护，但他在艺术上的缺陷也是事实。……在我看来，鲁迅对世界的理解比较单一、狭隘，他不是那种无论什么都去经验、都能包容的人。他的写作方式也根本不适合写篇幅太长，内容太宽泛的东西。倘若勉强写了出来，肯定也是十分枯燥乏味的货色。（《走不近的鲁迅》，原载“澳大利亚新闻网·新思想档案”）
　　朱大可：“仇恨的话语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①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②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③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④彻底否认夫妻感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⑤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⑥彻底否认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⑦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原载“澳大利亚新闻网·新思想档案”）
　　王朔“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
　　“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看鲁迅》，原载《收获》2000年2期）冯骥才 ：“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潜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个把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的过错，并不在鲁迅身上，而是在我们把鲁迅的神话上。”（《鲁迅的功与“过”》，原载《收获》200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