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许广平》：十五、惨案发生以后

　　女师大师生的胜利固然值得庆祝，但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章士钊于1925年12月被免去教育部总长职务，但他又担任了段祺瑞执政府的秘书长。
　　不久，“三一八”惨案发生。1926年3 月12日，日本两艘驱逐舰，带着四艘奉军军舰，由旅顺驶入大沽口，目的是支持奉军攻击布防在天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发出信号并开空炮警告日舰的行动。日舰置之不理，并竟开炮攻击。国民军遂开实炮还击。日舰被迫退出大沽。3 月16日，日、英、美、意、法、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八国，就此事联合向中国提出“大沽至天津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等五项要求，限定在18日正午前答复。3 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会后，二千余群众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事先布置好的卫队在警笛指挥下开枪向群众射击。群众纷纷躲避时，卫队在东西栅门口用刺刀、棍棒阻止。群众死数十人，其中包括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
　　这天上午女师大学生集合时，刘和珍打电话给教务长林语堂，因集会游行，要求上午全体学生请假。林语堂事先不知此事，他在电话中表示同意，但希望以后遇到这类事要事前通报，以便教务处安排。鲁迅事先也不知此事。当队伍快集合时，许广平估计队伍出发还有一段时间，她匆匆将昨天给鲁迅抄好的稿送去。到了鲁迅家，鲁迅见她放下抄稿转身要走，就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答：“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这明明是先生的挽留，许广平犹豫着不好执拗，只得留下了，就在南屋抄稿。鲁迅曾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他在1925年7月给许广平信中就说过：“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但他并不否定学生运动，他在“五卅惨案”后不久就说过：“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否则，他就不会全力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了。鲁迅认为游行、请愿的斗争方式要改变，还因为游行、请愿都是徒手的，而统治者有刀有枪，会下毒手，这会吃亏的，不利于“壕堑战”。那时游行请愿的事不断，习以为常，也是鲁迅把许广平留下的一个原因。
　　那天许寿裳参加了学生的请愿。卫兵开枪时，他向栅门躲避，卫兵挡住了他。他说：“我的汽车在外面。”卫兵一听此言，以为他是高级官员，就放他走了。他出去后，找到林语堂，又一起回到了现场，见刘和珍已被装在棺材里。可见反动当局是事先准备好棺材的，是有计划的谋杀。他们赶到医院，杨德群尸体半躺在桌上，周围堆着不少尸体，惨不忍睹。他们两人设法把刘、杨尸体运回女师大。
　　当天下午，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赶到鲁迅家里，告诉了惨案发生和刘、杨牺牲的事。鲁迅和许广平立刻赶到学校。许寿裳将自己目睹刘、杨遭枪杀的惨状告诉鲁迅，鲁迅悲愤交加。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鲁迅接连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字，痛斥屠杀者的血腥罪行和帮闲者的无耻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