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许广平》：序——刘绪源

　　从很小的时候起，对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我都有一种阅读的癖好，哪怕并不怎么读得懂也罢。记得是60年代末的某一天，那时我已能读懂《彷徨》并能成段地背诵《祝福》和《伤逝》了，但周围实在没有能交流此方面心得者，忽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人手持一本旧杂志，上面有论子君和涓生的文章，在一刹那，我直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真想动用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当然后来什么也没发生，那人很快卷起杂志下车，永远消失在上海嘈杂的人群中了。我心里空落落的，这种空落和那强烈的眼馋，永远地留在心底。
　　后来鲁迅著作陆续再版了，再后来关于鲁迅的书越来越多了，我总是看到就买，买来就读，从中得到的享受和教益自是难以言表。但令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近年来，在书摊上再看到有新的鲁迅研究著作或传记、回忆之类，却并不怎么起劲了；即使拿起来翻一翻，也常抱着怀疑的眼光。想来，是因为上过几次当的缘故吧。鲁迅的同时代人纷纷谢世，新的可靠的回忆材料恐怕是很少有了；传记作品中，相互转抄和故意别出心裁的倾向早已抬头，让人大倒胃口；认真的批评和研究专著，每隔一两年总会出现一两种，但数量上怎么也比不过那些草率成书用以评职称或换稿费的“著作”，所以真正需要者反倒很难觅到。现在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有两类是我最反感的，其一是“骂派”，以年轻人居多，对当年的文人圈子和社会现状相当陌生，又对以前被耳提面命强令读乃至背鲁迅作品深怀不满，于是抓住一两句把柄，就激动地发挥开了。其二是“捍卫派”，多以专家或后继者自居，满怀警惕，目光如炬，看到谁有损害先生的言行，或有低于原先评价的提法，就要起而战斗。我以为，这两派都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研究者，他们除了造成一种表面的热闹外，都不可能将鲁迅研究推向前进。所以我是很不愿意读这两类文章的。
　　倪墨炎先生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藏书之富和资料工夫之到家，在圈内人中早有公论。这本《鲁迅与许广平》的书稿，本是他让我转交一家大报的有关编辑，看看有无可能在报上连载的。我出于从小的癖好，拿到手就忍不住看一看，不料这就看出味道来了。我发现这是一本既不属于“骂派”也不属于“捍卫派”的书。是经过了自己认真研究的著作。虽然，要系统介绍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不可能不大量运用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材料，但大部分材料都经他重新思索、考订和排列过，在很多地方，他都有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见解；并且，书中也确有不少新鲜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或根本没有引起注意的材料。此外，对于不从事鲁迅研究的普通读者，这也是一本通俗易读而又详实可靠的书，何况又有那么多老照片（其中不少由周海婴提供，从未发表过）的配合，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我做了一回“剪径”的事，将这部书稿拦下，在我自己编辑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连载了。稿子果然很受关注，偶有停载，便有读者写信或打电话来责问；有时印错了几个字，马上会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内行的读者提出更正；连载未满三分之一，一家家出版社就找上门来，要与作者商谈出版事宜。墨炎先生经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此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
　　这本书是从爱情、婚姻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表现鲁迅的，这就突出了鲁迅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使鲁迅和读者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过去曾将鲁迅一味抬高，仿佛他的一言一行都饱含深意，生活中的每一点小细节小玩笑都要从事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考量一番，其实是将他放到了圣人的地位上。这样一来，鲁迅人格的丰富性就被削弱和破坏了，他的许多真实的人生经历反而没法解释了。严格地说，这是歪曲了鲁迅。许多年轻人对鲁迅的误解，恰恰就是从这种不难发现的歪曲中产生的。鲁迅的许多个人性的行为，他的家事，他的脾气，他的趣味，以至他的缺点和弱点，本来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光辉，相反，倒能使他显得更可信，也更可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不是将鲁迅视为圣人，而只是看作一个伟大的文人，那么，许多事也就不会再是难于理解和承受的了。”本书写出了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鲁迅，这不仅使我们更能理解，也使我们更其景仰他了。
　　书中的新意，我想读者自会去领略，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以便于管窥全豹。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时间，过去的传记作者多定在上海时期或广州时期，而本书认为，早在北师大闹学潮的时候，许广平就曾暂住鲁迅家中，当时两人便已同居，那是1925年的事，许广平才二十六岁，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另外，在关于鲁迅葬礼的描写中，作者强调了救国会在当时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把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真相重现在世人的眼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只有当鲁迅的人生和鲁迅的时代的全部细节都能清晰无误地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才有资格放心地说一句：我们已真正了解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