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七十四章　我家被监视

　　到了１９４８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保障不了她的安全。我那年已１９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曾经做过空中无线电话的联络，并经考试取得了执照和呼号：“Ｃ１ＣＹＣ”，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即使有这个民间组织的牌子，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曾经有两次，便衣一敲开门就直冲我家三楼亭子间，来查看我的无线电设备。直至看到墙上贴的电台执照，才嘟囔着离去。地下党的徐迈进同志为此告诉我母亲，要我再也不能玩无线电了，赶紧收摊。我就把无线电接收机和设备转移到一位信基督教的王医生家里，由我的朋友王忠毅保存。我们住的霞飞坊本是个小贩随意进出叫卖的开放型弄堂，但到了１０月中旬，有“收旧货”的，“贩卖水果”的和“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歇息”，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从厨房望出去，这批人的打扮分明不像是小贩。这怪现象后来连邻居也察觉到了，顾均正的夫人为此悄悄过来关照我们要多加小心。可是怎么当心也摆脱不了他们的监视。
　　这时，“民主促进会”的领导马叙伦先生等人已经撤退到达香港。我党在港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同志就与马老计划让母亲和我脱离危险的方案。
　　离开上海有空、海、陆三条路线，选哪条妥当颇费斟酌。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陆续赴港，国民党方面开始警觉，海、空这两条路线被控制和监视。加之富商和国民党党政人员都走的这两条路，母亲这些年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因此难免会有人认出她。而从陆路走，由于往来人员复杂，其中有很多做小本生意和投机倒把的“黄牛”，倒便于鱼目混“人”。
　　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由此决定了从铁路和公路走的方案，并挑选了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同志负责护送我们母子。他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沿途的人际关系也多，外貌神态又像个公馆里的“大管家”，因此他扮作母亲的随从不会有破绽。他还找了同行的伙伴，是一位真正的纺织界商人，与我们可说“五百年前同一家”，也姓周，我们称他周先生。他的大名直到近来才知道叫周景胡。但那时是不便乱打听的，只知道他开纺织厂生产西装毛料。周先生的妻子是吴企尧的亲姐姐吴圣筠，她的年龄和母亲接近，我们就装做一起到南方去做生意。吴企尧还关照母亲，沿途要多谈生意经，比如“买进卖出”美钞银元，还可以谈些烧香拜佛求菩萨显灵保佑大家这一趟发财那类话题。文字书本一概不带，免受注意（临行我忍不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侦探杂志，在长途汽车上翻看，就遭到车上人的侧目注视。可见当时“眼线”到处都有）。
　　我们离沪的日期定在父亲忌日的前一天。按习俗，这一天家里总是要去上坟祭扫，监视方面自然会放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