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七十一章　董秋斯凌山夫妇

　　这个时期，母亲还常带我到董秋斯、凌山夫妇家里去玩。董秋斯先生当时已是翻译名家了，但他们夫妻二人住的地方却是白赛仲路上（现复兴西路）一幢５层公寓的顶层。这顶层原是给佣人住的，非常狭小，真是名副其实的“斗室”，仅能容纳一桌一床而已。顶层又没有厨房和水盆，用水是从悬挂式抽水马桶的水箱里用细橡胶管引下来的，一切生活用水全靠它。即使这样地蜗居隐蔽，在他们的女儿出生才两三个月之时，突然几个日本宪兵闯入房里搜查，董先生也受到宪兵司令部的审问。
　　他年轻求学时曾因肺病在北平协和医院切去一叶肺，呼吸能力减弱，面对这种审问，必定很受折磨。幸亏没有搜出片纸只字的把柄，也没有让他们抓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才未被投入牢狱。而别的文化界人士，如柯灵、杨霁云两位先生便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饱受日寇刑审之苦，甚至被放出狼狗扑咬，其惨状是可以想见的。
　　在执笔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母亲何以与董秋斯夫妇关系如此深厚？１９６８年３月，当“鲁迅手稿”事件发生时，母亲急得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次日一早，她要找朋友商量，首先想到的就是董秋斯夫妇，这说明母亲与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只可惜我一直未曾想到过要细问这些。现在我只得去打搅还健在的凌山先生了。老人今年已经８４岁，对往事记忆仍十分清晰。她讲述了我父母跟董先生一家长久而密切的交往，同时也使我搞清了何以母亲会如此信赖蔡咏裳阿姨，当她病体不支时，竟欲将我托付于她。
　　我们的谈话先从董秋斯先生说起。原来他和蔡咏裳阿姨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１９２６年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随后一道去武汉编刊物，接着又南下广州，在协和神学院教书。就在那里，董秋斯从公开的出版物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时，年轻的凌山也正就读于广州最大的中学真光中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良好英语的根底奠定了她一生从事译著的基础）。就在这个时期，她与董秋斯夫妇相识了。
　　可惜，董秋斯虽然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却不幸于１９２８年得了严重的肺病。先在上海求医，后来又因劳累过度致使大口吐血，病情加重。蔡咏裳阿姨遂于１９３４年把董先生送到北平的协和医院治疗，亏得一位德国名医以手术切掉左肺（去掉了７根肋骨，心脏也向右移位了），病后又转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去疗养。但董秋斯先生并没有让自己闲着，他开始为《战争与和平》这部煌煌巨著和别的外国名著的翻译做准备工作（他的早期译著《士敏土》是３０年代经父亲帮助出版的）。
　　由于董先生需在西山长期休养，蔡咏裳阿姨无法在旁照顾，便只身南下工作，夫妻由此而分开。到了上世纪４０年代，蔡咏裳阿姨与另一位姓戚的同事又是同志结了婚。这样，凌山阿姨才与董秋斯先生结为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