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六十七章　聚餐会

　　大家知道，母亲在学生时代就是个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分子。后来她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社会活动一概不参加，约她写稿统统谢绝，成了地道的家庭主妇，朋友们称羡的“贤内助”。
　　父亲故去，我们母子俩搬到法租界霞飞坊栖身，经济拮据，幼小的我又三日两头被病魔折磨着，真使她身心都承受着重大的负担。即便如此，她仍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身于当时抗日救亡和社会活动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只是很抱歉，那时我还年少，又是在疾病与学校之间度过的，因此我的回忆只能是“一鳞半爪”、点点滴滴的了。
　　上街义卖和参加抗日救亡座谈会记得那是搬到租界不久，母亲听说上海市民在组织慰问队到敌后慰问抗日战士和新四军，虽然自己经济力量微薄，仍凑钱买了１００支手电筒，（我记得买的是国产“大无畏”牌子），每个电筒配了两节干电池。还买了备用电池和电珠各１００套。母亲又领着我以“节约献金”、“劝募寒衣”的名义上街义卖纪念徽章。我们的捐献和义卖所得，都送到何香凝那里去。
　　那时何老太太住在法租界离我家不远的一条弄堂里（记不清是否是辣斐坊８号？），她家楼下的客厅，堆积着一个个帆布包，直到房顶。许多阿姨还在忙着往包里装急救用品。我记得那是草绿色袋子，内分几格，分别装进剪刀、镊子、纱布和急救包。袋边还插着几个瓶子，分别装着红药水、酒精和硼酸水。另有几个牛皮纸袋，告诉我这是消炎药粉。别的还有什么就记不得了。客厅另一角落堆满布鞋，都是手工纳的千层底子。还不时有人三三两两送来，增加了鞋“山”的高度。原来这些都是以劝募来的资金买的，连同棉布、棉衣、棉背心，统统集中到何老太太那里，再运送到新四军手里。这当然是沦陷之前的事。
　　上海沦为孤岛后，母亲的活动并未停止，她曾带我去参加过两个座谈会，分别称为“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前者范围小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昆、冯宾符、周建人等。会议常邀请党内人士讲述国内外形势。他们开会时并没有对我说“你到一旁玩去！”我听着虽然似懂非懂，多少也有点开窍。
　　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找敌人容易疏忽的公共场所举行，因此那些地方总是相当安静。大家在饭前二小时左右陆续到达。比较经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蔬菜馆。有时也去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座记不得名称的和尚庙。聚餐费是按名头出份子，但我经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母亲交两份餐费，席上也不对我有丝毫的年龄歧视，照样在圆桌上占个正位。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我们母子安全，总是安排我们在中间时段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