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六十二章　许月平姨妈

　　由于母亲常带我去舅妈家走动，相互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因此其中有几位住得离我家较近的远房外甥，也不时地到我家来坐坐。在闲谈中，母亲常常有意识地向他们深入浅出地讲些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道理，有时还相互辩论，气氛十分热烈融洽。临走时，还借些进步书籍让他?她?们带回去阅读。她的外甥女许锦漪，在怀文中学念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并带着弟弟许锡采同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我想这与母亲的影响不无关系。至于母亲的几个嫡亲侄子，那是在我们搬进霞飞坊不久就来走动了。首先来的是许锡玉、许锡申兄弟俩，还过了夜，没有眠床，就在亭子间里打地铺。他们是二哥许崇欢的孩子。锡玉表哥要比我大十岁半。他后来当铁路工程师，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退休于广州。母亲１９６８年３月去世，他赶来吊唁，进屋后哭泣着要下跪行大礼，被我们劝阻。锡申抗战时参军到滇缅公路，多年以来再也没有遇到过。
　　母亲还有一个侄儿锡琳是三哥许崇怡?号叔和，抗战时病逝于重庆?的长子，上世纪５０年代分配到北京，在国家某机构工作。有一次出差广州，按规定可以乘坐硬席卧铺，他“自作主张”没有享受卧铺，改乘廉价的硬座，往返差额有几十元，他补充若干，凑起来买了只国产普通手表。这只亮晶晶的手表引起他所在那个小部门的轰动，他便一五一十地向大家传授了这省钱的经验。不久“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单位就凭这件事定他为“老虎”，遭遇可想而知的待遇。他一时想不开“便自绝于人民了”。他的母亲那时刚到北京不久，便遭受到这丧子之痛。锡琳这一“走”，扔下两个正在读书的男孩和一个小女儿，媳妇也正年轻，其悲戚之状可想而知。母亲对此也无可奈何，除了时加慰抚，惟一能做的便是设法安排侄媳到民主促进会去工作，以维持生计。
　　母亲在家族里排行第六，常听到亲戚们叫她“六姑姐”。她有两个嫡亲妹妹，一位只小她两岁，叫许东平，我将在另文讲到。另一位许月平姨妈，比母亲小了６岁。母亲离开广东跟随哥哥到天津去读书的时候，她还很幼小。等到１９２７年母亲回广州与父亲会合，那时父亲正在市区开了一家书店，需要人手，母亲就让这位小妹妹前来帮着卖书。
　　这个书店很小，是为进步文艺青年而开办的，坐落在一条叫芳草街的小胡同里，租金为６０元，二楼，一前一后两间，附带一个小厨房。前房做书店，许月平姨妈住宿在后间。前房三边矗立书架，中央一个长柜，读者只能挤在书架之间站着挑选。这就是开张不满半年的“北新书屋”。母亲虽常去书店，仅是帮忙，实际上这书店是由小妹妹在一手经营着。半年后母亲与父亲赴沪，书店也随之停业。之后母亲似乎与这位姨妈并无多少联系，也许结婚后忙于家务吧。
　　“四人帮”粉碎不久，月平姨妈来北京，我们才初次见面。她是从香港九龙参加旅游团来北京的。姨妈到北京之后，便在东单附近一个部队开办的半内部招待所?那时港澳地区旅客不能任意入宿旅馆?住下，我邀请她到家里坐了坐。在那个年代，一位６０多岁的老人敢于只身到一个生疏的刚刚经过“文革”的大陆城市，探望七八年前去世的姐姐后人，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