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年轻女士,身着浅月蓝色旗袍,坐在我家二楼桌前,显得文静而拘谨,脸色稍显苍白。母亲告诉我,她就是越剧界有名的袁雪芬。恰巧我手头的照相机里尚有底片,就为她拍了一帧照片。
袁雪芬此来的目的是为将父亲的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来征得母亲的同意。父亲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且一向以演才子佳人为主的越剧能够改而表现现实生活,这本身是一件大好事,母亲当然很愿意予以支持。甚至当袁雪芬提出,为了剧情的需要,改编时要添加一些内容,她也爽快同意了。总之,这次会面,她们谈得挺愉快。
此后,袁雪芬又到我家来过。因我当时不在家,她们谈些什么不得而知,我想不外乎仍是关于改编的事吧。我只晓得,过了才两个多月,这部改名为《祥林嫂》的戏就公演了。
为了扩大这出戏的影响,母亲动员文化界的朋友于伶、田汉、黄佐临、史东山等前去观看,受到他们一致的好评。有少数朋友,如胡风等几位,对戏中增添的“青梅竹马”情节有异议,母亲代为做了解释,得到他们的谅解。对此,袁雪芬一直心怀感激。几十年后,她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还说,“《祥林嫂》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许广平是我的指路人”。(《许广平纪念集》)
也许由于这段历史关系,母亲当时又是全国妇联的领导人之一,1955年,我国政府派越剧赴苏联、民主德国演出,母亲被委任为中国越剧团的团长。这是越剧头一回走出国门。她们巡回演出达两个多月,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应该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因此回国后,越剧团的主要成员包括导演南薇与袁雪芬、傅全香等十多位主要演职人员,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读者也许看到过记录这次接见的照片,可是你曾注意过没有,这当中,惟独没有作为团长的母亲。当然,母亲并不计较这个。她依旧精神饱满地干她该干的工作。直到许久之后,才清楚其中的原委。
事情是这样的:剧团在国外两个月,对方主人想得挺周到,他们认为剧团演职人员多是女性,必定需要添置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因此按人头发放了少量的零用钱。这钱开头不敢分发,直到临近回国,在一次正副团长的碰头会上,母亲认为团里都是当妈妈的,让她们带些纪念品回去,也可博取家人儿女一笑。为此提议取出部分款项分发给每个人。这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团员们自然都兴高采烈。母亲也为长孙买了几个小玩偶和一些日常备用药品。殊不知回国以后,这件皆大欢喜的事竟被视为“不当”。那么,作为对主要负责人和提议者的警戒,母亲被剥夺受接见的资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这里顺记一笔,不为替母亲倾诉委屈,只想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的。
《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六十章 袁雪芬与《祥林嫂》
本文来自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minzuhun.com/article/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