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五十四章　我家的房客

　　《鲁迅全集》出版后，我家很快便住进了房客。
　　首先住进一楼客堂的，是广东籍日本归侨郑老伯一家。母亲让我称呼老伯夫妇阿公阿婆。在我眼里，两老总有六七十岁了，他们有９个女儿，九小姐只比我大二三岁，阿婆的实际年龄估计才５０上下。他们的生活起居、日常言谈，完全是广东式的。而我一向生活在绍兴气氛中，因此对看到和听到的都很新奇。尤其是广东话，它对我非常陌生。因为母亲虽是广东人，却从来未听见她讲过广东话。父亲在世时，也不记得有母亲的家乡亲戚来走动。但我对广东话感到新奇，大概是有着血统关系吧，心理上却并不排斥。听了不久，就渐渐懂得他们在说些什么了，好比现在电脑的存储，到了一定时候，便开始“输出”。因此后来我也能讲些广东话了。阿公阿婆家还有令我感兴趣的，是用一只葫芦形的金属圆柱治病。打开这金属圆柱顶端盖子，便见一层密集的针，细如毫发。当有压力揿按时，绒针缩入端内，似乎它们每根都会独立行走。哪里疼痛不适，就在上边轻轻按动，用这绒针刺激皮肤表层，一提一放，“嗒嗒”有声。见我好奇，拉我尝试，在我的手臂上揿按，只觉轻微麻痒，颇为舒服。他们还有一只日本式胖肚炭盆，到了冬天可以取暖，还能烧冲茶的开水，和内山书店里的那只相仿。没想到正是这只日本炭盆在日本宪兵搜捕母亲时，无意中为保护父亲遗物、书籍起了作用。
　　原来那天半夜日本宪兵冲进６４号，先进的是一楼郑家，开头气势汹汹，待见到这只炭盆，日本宪兵说了一句“稀巴奇”，阿婆机智地用日语应道：“这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下鬼子的凶相稍敛了。接着，阿公阿婆又用日语与他们聊在日本横滨的生活，这就给了日本宪兵一个麻痹，让他们产生６４号不止一家住户的印象。因此，当我家女佣双喜说三楼住了别家，他们竟然信了没去搜查。若非如此，上海鲁迅纪念馆里收藏的文物，恐怕要大大地打折扣了。写到这里，我不禁要向郑家阿公阿婆在天之灵致以深深的谢忱！同时我也要为我家佣工双喜记上一笔。除了郑家阿婆，是她的一句话，才保全了父亲的一部分遗物。她是广东人，由母亲一位嫂嫂带来上海，作为麻利能干的女佣介绍到我家帮工。可叹的是她身世很苦，先嫁给上海大场地区一位农民，丈夫不幸病故。直到抗战胜利后，她才与霞飞坊一位姓周的里弄保安结为夫妇。多年过去再无什么联络。
　　对于郑家二老，我当时并不知道，原来他们是叔叔搬走后，经母亲和冯雪峰商量，认为请他们进住既放心又可以有个照应。他们的女儿都是好样的：二女郑玉颜是刘长胜的妻子，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四女郑育之的丈夫是左联成员周文，父亲称赞他是“最优秀的左联作家之一”，常和胡风、周扬一起参加左联常委会议。七女、八女也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员。
　　母亲出狱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得将住房一步步向上收缩，利用楼梯旁的边沿堆放书箱，上楼需要侧身才能通过，幸而霞飞坊建筑坚固，书箱堆着顶着天花板，地板都下陷了，却没有出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