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四十九章　烧书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向英、美不宣而战，一天后就进入租界。日本当时声称，这次是向英美作战，对中国人是优待的，就是抗日分子也予以“宽容”。母亲的大多数朋友的看法是，日本人对鲁迅先生很尊重，你向来没做什么事，绝不会对你怎么样的。谁知未过一星期，即同月１５日的清晨，母亲就被日本宪兵抓去，关了整整７６天，受尽种种毒刑和凌辱。后来母亲据此写了《遭难前后》这本书，读者想已看过。我这里再补充些有关情况。
　　虽然朋友们说了宽慰的话，但母亲还是觉得不能不防。因此，当日本人进了租界之后，霞飞坊我们家里仍很紧张。母亲寻找书籍、杂志、信件等等文字材料，以父亲去世的１９３６年划线，分别归类。母亲对我说：１９３６年以前的，都可以往你爸爸身上推，我们是保存遗物，留作纪念，孩子长大了要看的。用这样的理由搪塞，大概没有事的，定不了什么“罪”。
　　因此，凡是父亲去世后的一切“危险”品，母亲都拿到厨房，由我负责烧毁。厨房间有一只盘香管炉灶，炉膛里盘旋几圈水管，连接左侧一只储水罐。这炉灶每户都有，谁家也不用，因它耗电太大，但用来焚烧期刊书籍，却颇感好使。只是，在这熊熊炉火里，一册册书扔下去，感觉烧的是一份份心血和情谊，因为我那年已经１２岁，开始懂事了，知道许多书是作者、朋友亲自送来的，每本都有亲笔签名。我那时内心总想：现在看不懂，以后长大了看。况且其中有那么几本，我已略略翻过，半懂不懂地还很感兴趣。所以，烧书像是在烧自己的肉体神经那样痛楚。正在伤感时隔壁邻居来反映了，说是屋顶烟囱向四周飘洒出片片纸灰。母亲抬头一望，弄堂上空像飞翔着无数黑色小蝴蝶，缓缓降落又随着气流再度旋升。吃惊之余，赶紧灭火停烧。幸亏霞飞坊没有日本侨民居住，要是有人去通风报信就麻烦了。但地上还堆着这么多书，该怎么消灭？若是撕碎冲掉，马桶岂不会被堵塞？末了还是烧。少量慢喂，勤出灰，随时用水冲进地沟。这“工程”也有我的小朋友来援手，好在大家对东洋鬼子都恨得牙痒痒的，谁都愿意帮忙。这样，烧了整整两天。
　　此外，母亲还做了别的预防工作，把亲友通讯本保存在邻居家里，把抽屉里我的气喘药物集中在一起，装在小匣中，衣服用品也交待一番。最要紧的是告诉我，万一她被捕，让我到“王家姆妈”家里去，绝不能待在家里。她是王任叔的妻子，带着孩子就住在附近。王任叔已避到外面安全的地方去了。除了请王家姆妈照顾我，母亲还交待，一旦自己有事，该通知哪些朋友。母亲想到的和能够做的就只有这些。至于当时地下党有过什么考虑和安排，我至今不知道，也未有蛛丝马迹可寻，因此难以推测。或许当时地下党组织认为我母亲会平安无事也未可知。
　　等到风声越来越紧，眼看着日寇即将入侵租界，母亲就拿了些随身细软，带我到距霞飞坊不远?似乎在永嘉路一带?的许寿裳先生家去暂避，以观时局发展。许先生是母亲在“北女师”读书时的校长，又是父亲同乡，可以说是至交。许先生当时不在家，夫人陶百川接待了我们。她显得有些老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母亲让我称呼她许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