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父亲去世前,曾提出要赶紧搬离虹口。并嘱咐幼弟周建人到租界去租赁新居,只要他相看中意,不必再让父亲复看,定租便可。为此叔叔专门刻了一枚名为“周松涛”的图章。但这事不及进行,父亲已经长逝了。到丧事忙过,稍事休息之后,大致是10月底,又开始着手搬迁的事。
我们于同年11月上旬搬到法租界霞飞坊64号(现名淮海坊,淮海中路九二七弄)。至于为何选择霞飞坊,是否母亲亲自选定的,一直没有弄清楚。在母亲生前我也想不到向她询问这件事。这个谜底直到1985年和萧军同到日本参加内山书店新屋落成开幕式,闲聊时他才告诉我,是他和萧红介绍的。原来那时二萧正住在霞飞坊沿环龙路(现南昌路)一边,是临街楼房的三楼。
霞飞坊建于1934年,三层红砖结构,前门是铁栅,透空可以望穿小天井。天井与大陆新村相仿而稍大,前门进入是客厅。后门是木质的。每家后门装有“司必灵”锁。进门有一个小厕所。左(或右)拐是厨房。楼梯木质。二楼、三楼开间大小相同,还有两间亭子间。三楼外有阳台,可晾晒衣被,这是当时的标准结构。据说是葡国产业,法商管理。
霞飞坊第一条弄堂叫“大弄堂”,比较开阔,月租较高。我们租的是中弄,每月租金60元。入租时房东讲明,每年可免费粉刷油漆一次,如不需要享受这种服务,每年可免一月租金。这约定是1936年底的行情,因为当时整条霞飞坊才住了一半房客。第二年抗日战火燃起,租客盈满,这承诺便无形中消失了。
中弄北面是后弄,稍狭,附有几间“汽车间”让有车阶级存车用。那时只不过三五辆车停放在那里,也不知是哪家阔佬的。后来租界居房紧俏,汽车间遂改作为住房了。
搬迁时,最多的是书籍,一箱箱要从溧阳路藏书室运来。书箱运到三楼,四周不够放,中间还加一行。也有以木箱侧放权作书柜的,记得里边放的是杂志,如《奔流》月刊、《世界文库》等等,前面挡以牛皮纸。洋装书厚重,放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一侧,剩下一半空隙做通道。这时,三楼没住人。
这里有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多年。那就是:从大陆新村搬运家具的劳务,是否请内山书店的伙计?按常理,书店里都是年轻小伙子,而且他们一直对我家给予各种援手,帮带着完成也是合乎常情的事。但当我问及内山书店的老店员儿岛享先生及其他几位时,他们都异口同声讲没有插手。因此对这段历史,多年来我一直无以寻找答案。
有一次,我抱着姑且一问的心情向梅志先生提起这件事,竟柳暗花明,疑窦顿时得到化解。她告诉我:请的是搬家公司。她说那时寻搬家公司挺方便,收费也不算贵,四个搬运工人力、加运输的车辆,以4块钱一个钟头计算。并不必供应搬运工饭食。这个价目足以搬运到三楼或四楼的高度,再高的楼层另计。我倒没问要不要另付“酒钱”或“香烟钱”。以我的记忆,那个年代是有加一点小费惯例的。
《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三十九章 霞飞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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