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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三十八章 内山的未亡人

  内山先生过世后,未亡人是内山真野。她是在日本与先生结合的。我们见到她时,估计60开外,身高1.60米左右,结实健壮,像劳动妇女。她单身独居在距东京市区几十公里叫板桥的地方,去那里要换三次公交车,花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尚未走到她的寓所门口,她老人家穿着木屐已经从街上迎了上来。
  街道很洁静,行人很少。路两侧是门面不大的店铺,似乎都是老店,没有繁华都市那种甚嚣尘上的气氛。真野女士住的临街平房,入门便是居室,右侧卧室,内置一个100立升小冰箱。环顾四周陈设,可以用“清贫”两字概括。家中饲养两三只小动物,是些普通的杂色猫,那是她收养的无主猫。说着话儿小猫依偎上来,不怕生人。
  老人家正在为一位留学生代管伙食,以此贴补生活,聊胜于无。我国驻东京使馆每逢国庆招待活动,都邀请她去参加。我还从侧面了解到,内山真野女士靠老人救济金和侄子的补贴过日子,平均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000多日元,生计极难维持。因为按日本那时的生活标准,每日这么点钱只够买三碗汤面。看到老人的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想:内山先生曾经帮助过许多中国文化名人,其中不仅有父亲鲁迅,还有很多人,比如郭沫若避难逃离上海时,也得到内山先生的救助,他被遣返回国后,又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这样一位可尊敬的友好人士的遗孀,我们难道不该伸出援手吗?
  后来,我接到内山真野女士来信。她得知大连市有一家养老院,很多老人在那里疗养。里边也有外国孤老,她很希望自己有机会进那里养老。我把她的请求转到对外友协,等了很久,没有回复。有一次我到北京医院探望阳翰笙,讲到这件事,他很同情内山夫人的境况,应允向王炳南反映(王这时在友协任职)。之后,得到答复是:大连的国际友人养老院是收留共产党内的遗属的,内山夫人不在此列。这件事使我愧对内山夫人。因此我觉得自己作为鲁迅的后人,有责任代表曾经受到内山完造先生帮助过的所有革命者、文化人士对他处于困厄之中的未亡人予以报答的。
  恰好,1984年至1985年间,日本学研社与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在日本出版18卷日文译本《鲁迅全集》的合同,我的继承权虽被剥夺(我将在另文详述此事),他们总可以用这全集版税给内山夫人一些帮助吧。我提出了这一建议,但久久未见答复。再三探询,才听到一种传闻:周海婴是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是不应当得这笔“巨大”外汇的;又说内山夫人信基督教,心肠很软,凡是有募捐者前来,不用多费口舌,她便会以基督精神,来者不拒,尽其所有去奉献。所以不能捐钱给她,但凡所得,她必保留不住。我于是又设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外汇不必经我手,免得“水过地皮湿”,而是直接付给我国驻日使馆,由使馆方面保管,或存银行,每月支付给内山夫人若干,这样总可以吧?谁知还是不放心,怕我一旦把持不牢,弄得身败名裂,还玷污了父亲的名声。在这种“好意”的说词之下,帮助内山先生未亡人的计划就此化为云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目的无他,是想告慰内山完造先生在天之灵:我已经尽了力了。我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至于内山真野女士,据闻后来住入了日本的养老院。至我执笔写回忆录时,听说她已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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