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三十五章　内山书店

　　“不卖血”，这是父亲对内山先生的评价。即是说，他不出卖朋友。作为一个日本人，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里就我所知，对这位可尊敬的前辈的生平和身后情况做些补充。
　　内山先生开设的内山书店，我幼年时去得较多，可说是相当熟悉。单开间的门面，左右有两个橱窗。店里经常出售最新书籍，橱窗中的玻璃上不时更换着招贴广告。读者进店内仿佛来到了书籍的海洋之中，书架一直顶上房顶，每排每架，满满当当，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售书实行开架制，高的可达顶层，低的可取中层书籍，读者可以自己上梯取阅选购，店员毫不干涉。书店中间，特设新书台，陈列新到书籍，集中醒目，方便读者，使之容易寻觅近期书刊，便于浏览选购。这些书籍大都是洋装的外文版本，我因年龄太小，全看不懂，所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现在一无印象。不过每次来到书店以后，总要爬上高梯，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俨然成了一个“盖世英雄”。这似乎也没有遭到过父亲的呵止，有时到他起身回家时，才招呼我下来一同回去，这个印象总是历久不忘。
　　在内山书店逗留，除了可以任意攀登的木梯，还有两样东西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存在，不能淡忘。这就是夏天放在门口的茶桶和冬天摆在屋内的火盆。
　　３０年代的上海，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有的用大缸，有的用木桶，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外装两三个水龙头，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内山书店也不例外，门口也有这样一个茶桶，在夏天为劳动者施茶。父亲与内山书店的“施茶”措施不知有何关系，也不知这种关系始于何时，后来我看他的《日记》，在１９３５年５月９日项下，记有“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看来至少是赞助的。
　　看了这条日记，使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有时父亲远从绍兴嵊县购置茶叶５至１０公斤（大概即所谓“一囊”吧），或者即为此用也说不定。大概这类山茶叶特别禁泡，投入桶内，茶味能保持到一定时间，足能帮助劳动人民解渴之用。当时因为自己年幼，不懂这些事情，也没有向父亲当面问过，所以只能是一个猜测罢了。
　　上海夏天酷热，冬天则又变得很冷，但一般店铺，店堂内并不生火。内山书店却不是这样，因为那里经常有人选购图书，有时还有“漫谈”活动，所以生有炭火照顾来客。冬天我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上坐茶壶，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我无事可做，对拨弄炭火发生兴趣。用铁筷（尾带金属链条）拨夹火炭，大放阵阵暖气，驱赶室内的寒冷，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
　　父亲单独带我去书店的机会不多。往往是父母两人携我同去。要说购书，我在这里没有买过书。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从这里又转到另一家中国人开的旧书店，看到的书籍不再是厚厚的日文书和其他外文书，而是可以识得一些字的中文读物，不禁兴高采烈，赶快挑了几本，想买回家去阅读。谁知尚未开口，却看到父亲现出一副从未见过的极不高兴的脸色，便放下手中的书籍。母亲领了我跟他一起很快离开了这个书店。甚至连他已经挑选好的书籍也放弃了。当时我心里纳闷，不知出了什么事。事后，母亲向我解释，说是旧书太脏，有些是病人出售的，放在书店里又是什么人都来翻阅，小孩子抵抗力较弱，容易传染上疾病，所以父亲才那么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