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三十二章　叔叔的儿女

　　这里，我还得说说建人叔叔几个子女的情况。
　　叔叔与婶婶所生的三个女儿，其中大姐周晔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她在父亲九三高龄视力衰退不能执笔时，毅然请了长假，听父母慢慢回忆，做成卡片，再比照核对别人的资料、回忆，形成文稿，又经过叔叔的补充纠正，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此书经我的推荐，于１９８４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惜大姐未及看到，已经患肺癌去世。
　　二姐周瑾也垂垂老矣，因患红斑狼疮至今卧病在床。她是长期搞药检的，也许因此而染病的吧。
　　周蕖年龄最小，如今也是望七老妇了。
　　叔叔与前妻羽太芳子所生的二子一女，我最早接触的是他的长女马理（即周鞠子）。她于１９３６年夏天曾由建人叔叔送到上海大陆新村我的家中，住在三楼的亭子间里。她大我１０岁。我当时已经上学，正逢暑假，很感寂寞。因此她的到来，使我极其兴奋，总是纠缠她陪我玩、讲故事。马理姐姐文静而又耐心，面貌圆胖，肤色浅白，讲话细声低语的。母亲常常劝我让她有些个人时间，看看书籍之类。住了几天后，她由父亲陪着去了医院，经过检查，患的是扁桃腺炎，几天后动了手术，手术后回到家中脸色苍白，我守在旁边看她极为不安，讲不出话，似乎在强行抑制胸腹的不适，一会儿见她冲到墙角，呕出许多血液，十分恐怖。父亲见到这种情况，再雇车到医院。后来血止了，休养了许多天才好转。不久，她迁往别处，据说报考学校并不顺利，又返回北平去了。父亲的日记里有关于马理到上海的记录，也有多次同去看电影的记载，可是割扁桃腺之事却未能找到，不知为何。我是向周瑾姐姐电话证实这次割扁桃腺手术的。
　　父亲在给北平祖母的信中，曾提到马理到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报考音乐学校。还说到我和马理姐姐：“他同玛利（即马理）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姐妹，只生他一个，冷清得很。见了玛利，他很高兴，但被他黏缠起来的时候，我看实在也讨厌之至。”
　　但我与这位姐姐相聚仅此一次。以后天南地北，再也不曾见过面，连一封信都没有通过。听婶婶王蕴如说，当年叔叔按月给她寄钱，她总是不敢张扬，偷偷到祖母那里去取的。又听说她学的音乐，婚后晚年定居唐山，不幸死于１９７６年那场大地震。
　　建人叔叔在北平的幼子叫周丰三，和母亲芳子一道寄居在八道湾。他平时学习很好，虽还是个中学生，却关心国家安危，有正义感。由于生活在周作人的家庭环境内，使他能日常耳听目睹这位二伯的所作所为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心里很不赞成，因此他与这个家的气氛总是格格不入。在周作人附逆越来越明显时，丰三多次劝说，请他悬崖勒马，不能投向日本侵略者，不要去当“华北行署”的大官。周作人丝毫听不进去。那时丰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眼看劝说无效，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又孤立无援，为此而郁郁不乐。这是周作人儿子周丰一对人说的。丰三最后竟想到以死相谏，白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至于前面说到的那位曾要持刀弑父的周丰二，我后来倒是见过一面。那是北京解放两三年后，我们住在西城区大石作胡同１０号。春节时他来拜访。他那时在中学当数学老师。对我这个弟弟显出很有好感，也许他本人没有亲兄弟了吧。
　　他告诉我说喜爱打猎，愿意带我一起去打野鸡野兔，郊外有很多野味可打，这项活动很有趣的。我一方面对此没有兴趣，也和他不熟，此后便没有再来往。当然，其中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那时建人叔叔已和这个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我自然也就不便与之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