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二十六章　祖母对周作人的看法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祖母对这个二儿子周作人的议论。当然，那时我还小，又远在上海，不可能亲耳聆听她老人家的谈话。但有一个人却是不时地听到过的。她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俞芳。
　　关于俞芳，我想有必要做些介绍。她也是绍兴人，如今已９０高龄，退休前是杭州市学军中学的校长。她是十二三岁时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她们三姐妹由大姊俞芬带领着从哈尔滨去北平求学，住在砖塔胡同６１号她们家好友钮伯伯家里。由于她们的父亲俞英崖和我父亲也认识，就与我祖母互有来往。砖塔胡同６１号有３间空房，正好那时周作人和父亲闹翻，父亲要寻房子搬出八道湾，祖母也不愿住在周作人身边，便想到俞芳那个院子里这３间现成的空房，这样他们就成了同院而居的近邻，由此愈加熟悉。俞芳入北平培根小学读书时，就是父亲为她作保的，后来她毕业于北师大的数学系。
　　在此期间，每逢节假日和过年，俞芳姊妹经常去陪伴祖母喝茶聊天，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５年夏，直到俞芳毕业工作为止。这５个年头里，祖母写给我父母的家信算来足有１００多封，平均每月两封，其中绝大部分是俞芳代笔的。俞芳总是先拟了草稿念给老人家听，让她提意见修改内容和口吻，誊清之后，老人家还要亲自过目，从不含糊。所以，俞芳对北平鲁迅的家事十分清楚，她是一位绝好的见证人。
　　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祖母为此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又说，老二如此昏聩！羽太家庭经济困难，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七·七事变前，祖母对俞芳的姐姐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教育界开会的消息，报纸上很少有老二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说这话时心情很沉重。
　　父亲逝世的电报到八道湾，周作人找了宋紫佩先生同往西三条告诉祖母。事后，祖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来，我心里已猜想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过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祖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这些都是俞芳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