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1949年7月,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作者注)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
健康
弟建人启
七月十四日
到了同年10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10月份你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你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日本访问,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来传个话,问候几句。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
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二十一章 须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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