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生物方面的丛书,每种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父亲给祖母的信里常常提到我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成绩等情况,有时还让我写上几句。从存留的书信墨迹里,在信尾尚有我歪歪扭扭的个把句子。我当时是想长长地写一大段的,表达很多心里话,可惜一握笔便呆住了。在1935年1月16日的信里,父亲写道:“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
父亲写信经常是用中式信笺,印有浅淡的花卉、人物和风景,按不同亲疏的朋友亲属选用。如遇到父亲写信,我往往快速地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挑选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亲有时默许使用,也有感到不妥的,希望我另选一枚,遇到我僵持不肯,相互得不到一致时,他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的。偶然父亲坚决以为不妥的,那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掺进了“杂质”。
我小时候十分顽皮贪玩。但是我们小朋友之间并不常在弄堂玩耍,因为在那里玩耍受日本孩子欺负。母亲就让我们在家里玩,这样她做家务时就不用牵挂着时不时探头察看。有一回,开头我们还安静地看书、玩耍,不久便打闹开了,在客厅和饭厅之间追逐打闹,转着转着眼看小朋友被我追到,他顺手关闭了内外间的玻璃门,我叫不开、推不开,便发力猛推,推了几下手一滑,从竖格上一下子脱滑,敲击到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裂,右手腕和掌心割了两个裂口,血汩汩而下。小朋友吓得悄悄溜走了,而我也只顾从伤口处挖出碎玻璃,至少有三四小片。许是刚刚割破,倒未有痛感。父亲听到我手腕受了伤,便从二楼走下来,我也迎上去,觉得是自己闯的祸,也没有哭的理由。父亲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也没说,就上楼了。
后来他在给祖母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这是1936年9月22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23天。有一张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可见当时伤得不轻。
《鲁迅与我七十年》:第十一章 信与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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