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七章　一枚生病图章

　　父亲的印章，现存有４９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的“完”、“伪”、“善”、“翻”等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以石质居多，还有水晶石、牙质和玉质的。外形有圆有方；有经过加工者，也有不加磨制保持自然形态者。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质，没有边款，我至今不知何人所赠。这些印章，现分别保存于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遗憾的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做“罪证”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图章”，其中有母亲自己的印章，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图章，也有父亲的几枚印章。这十几枚图章，连同１９２２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当面追寻，但均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得以发现，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者的愿望。
　　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一枚白色木质图章。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印面为３７×１０厘米，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质地一般，刀力平平，显见刻工并非名家。没有边款标记，不明作何用途。母亲生前，纪念馆的同志似乎也未问及，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其实，我倒是一个“知情人”。
　　当年大陆新村一楼会客室的里间，有一张我们平日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４只小抽屉。这枚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个小圆匣印泥。我小时候，曾经拿这只图章往纸上盖着玩，弄得手指油腻腻的尽是猩红色，这枚图章也被我弄得遍体印泥，满是朱砂色。据我所知，这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１９３６年６月５日——６月３０日，就“艰于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焦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那时我已经６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插手，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忍再以事务相烦了。但有些人并不了解，所以偶然也仍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短期来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这“生病”二字图章，以让送信人有个回复。父亲去世后，这枚图章，连同其他什物，一并搬到霞飞坊?现淮海坊?６４号，再也没有使用过。想不到如今倒成了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