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了怀炉,但江南的冬天实在太寒冷,尤其到了“三九”天,室内常常砚台结冰,室外水龙头冻得放不出水来,因此父亲仍难以坚持久坐不动地写作。
为了保证父亲工作,后来在他的写作室兼卧室的西侧装了火炉。火炉并非昼夜不灭,只是每天傍晚,收集废纸,找寻木柴把它点着。每天晚饭后,父亲习惯总要放松休息一下,这时全家围着熊熊炉火,随意闲谈,倒也甚是有趣。这时我经常提些幼稚的问题,让父亲记在日记里,成为笑谈,如“爸爸能吃(掉)吗?”之类的忤逆话。火炉燃料需用“烟煤”,北方称“红煤”,但因为江南煤价较贵,每年总是熬到12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生火。1933年12月19日,父亲在《日记》中记道:“始装火炉焚火”,21日又记:“下午买煤一吨,泉廿四。”当时,一石大米大约平均8元上下,这样,一吨煤炭所需费用,相当三石大米,实在是很昂贵了。
取暖的火炉,记得换过几种。先头用过一种洋式铁炉,有复杂的外形,曲折的烟道。炉身上下,有好几个门,还有储煤的特殊装置,能够自动下落添煤。炉身还有摩托车汽缸外翼形状的散热片,看起来样子很科学,但它却要吃“细粮”——红煤(烟煤),还要每颗如核桃大小,如果不是“细粮”,煤块大小又不合适,往往就要卡壳。如果煤块稍碎,炉膛又被堵死,只要稍不留意,往往就烟消火灭,实在难以伺候,最后还是请它休息。接替它的,是常见的直筒圆形火炉。它没有那么娇贵,上边添煤,底下出灰,只要添足硬煤,往往可以维持到次日早晨。
安装火炉,固然解决了父亲取暖这件大事,但洗浴仍比较烦难。我没有父亲带我到外边公共浴室沐浴过(当时上海公共浴室比较普遍)的印象。因此每逢洗浴,家里就要有一番大的动作。浴室位于一楼二楼之间的拐角处,面积约有6平方米,长3米,宽2米多。室内东南角安有浴盆,一到预定的某天下午,母亲和许妈就开始准备。擦洗澡盆,点燃炭炉,打点替换衣服。晚饭以后,洗澡的热水由路边的一家南通人开的“老虎灶”送上门,由小伙计挑两只有盖的木桶,帮你倒入浴缸;也可先倒进一半,另一桶暂摆缸边,这只木桶便滋滋冒着热气,致使室内更加雾气弥漫。浴室里先端进炭盆,木炭火发出萤萤绿光,劈劈啪啪地响着,散发出阵阵暖气,但也有一股令人不快的烟气。待洗澡水倒进浴盆,我总受优待,第一个入浴。待我浴后,才是父亲、母亲。有一次我在满是水蒸气的浴盆里洗好之后,裹着一条大毛巾,站在马桶盖上准备穿衣服。忽然感到一阵昏晕,眼前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是木炭发出的一氧化碳把我熏倒了。不知隔了多久,我才隐隐约约地听到耳旁许妈的呼唤声音:“弟弟,弟弟。”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被抱上三楼,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这时只是感到两腿酥软,起不了床。这事着实让父母紧张了一阵。不过等到第二天一早,我照样去幼稚园上课了。
《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五章 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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