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五十岁生辰摄于上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入侵吉林、黑龙江。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个月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难当头。举国上下，一面是投降与倒退，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
从这时开始，鲁迅写下大量的时事评论，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这些时评，以《伪自由书》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战争刚刚揭开帷幕的时候，在蒋介石以民族领袖自居而宣称“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时候，在沦为异族的危机使每一个中国人变得空前亢奋的时候，鲁迅提醒大家说，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国家，我们从来就是一群奴隶!他认为，民族生存的关键，在于使广大奴隶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因此，针对打出“民族”旗号而为政府着想，尽“宠犬”的职分，极力维护现代奴隶制度的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学”，他写下长文，指出：这是一群流尸，而流尸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舆论日益偏向统一战线和保卫国防的宣传时，鲁迅仍然从自己的独特的阶级论出发，清醒地透视了从理论到实践都仍然处于混沌未解状态的民族问题，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后半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都是这样的短小精炼，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传与做戏》《经验》《谚语》《沙》《偶成》《漫与》《世故三味》《谣言世家》《火》《捣鬼心传》《现代史》《〈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华德焚书异同论》《由聋而哑》《同意和解释》等，都写得十分漂亮，比之《热风》诸篇什，更扎实，更沉着，更具藏锋。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要说话，要写文章，打破禁锢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征稿，要鲁迅面对中学生说说今后努力的方针。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说：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说“不”，那么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当创刊词发表的《真理之檄》，还有《阿狗文艺论》，一面批判封建意识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评左翼文化运动，把“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都称之为“阿狗文艺”。在左翼批评家的回击之下，后来又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一种矛盾的立场和理论上的混乱。稍后，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向“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鲁迅介入这场争论很晚，直至苏汶破门而出，才发表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作为左联盟员，苏汶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左翼文坛”；这种简直近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过去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浅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无论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标榜，最后难免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不重要，全部的意义在于政治实践。针对苏汶对“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鲁迅说，左翼作家有着引导的责任，但在“一党专政”之下决没有超越指挥刀的威权，因此，所谓的“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说是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谎话而已。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
至于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由来憎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自以为高贵的贵族化观点，而且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
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理论的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一经党内的领导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他接连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些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当玩具了。随着情态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
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购得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
到了北京，便立即写信给许广平，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此间，许广平也都不断给他写信，劝他写小说，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许羡苏已走，许寿裳不在，而许广平此刻也只能作纸上谈，内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显然少了那一份欣悦，而多了中年以后的怆凉。
在京居留期间，他什么也没有写成，惟一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讲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是青年学生。关于讲演的盛况，报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讲演地方均门碎窗破。自15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所讲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政治问题是透过这些貌似纯文化问题来表现。他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前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毕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时，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谈女人与酒；岂吉兆哉!在此，鲁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鲁迅指出，在专制统治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说的遵命文学，完全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创作的统称，而是指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说，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上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学革命”，即西装先生的“皮鞋脚”胜利之后，下等人的“草鞋脚”要插进文坛；它遭到霸占文坛的“皮鞋脚”的拒绝，这也是当然的事。
关于知识分子，他分为新旧两种。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可是，在中国这块历代专制的国土上是连半点空隙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注意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就是欺骗了。
谈到新兴的未来派艺术，他的评说也很独特。他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老是做戏似的，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说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徜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说及中国社会，说及压迫和被压迫，就不行了。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他告诫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文艺与武力》。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返回北京的情况，期间夹杂了不少流言。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这些于一个战士丝毫无损，他所关注的，惟是现实社会中的抗争。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统治者造成加强控制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其他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种点缀品或代偿品而已。
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以保护及营救政治犯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间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她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民保盟的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入盟，补选为执委。
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但它只是争取民权，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权，是整个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专制政府处在相对立的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政治犯，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一党专政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对于平常的集会，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整整有条。随着政府方面的压力，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由民保盟等人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同盟还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幕后策划者。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加以揭露。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但是，他没有在所有有关的宣言上签名。他知道，屠伯是决不会分神于抗议的；对于一个专制政体，什么宣言都将不起作用。他根本不愿意向政府乞求什么。
这样，剩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书，让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吩咐尽快出书，出版后还得大做广告。他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告诉良友主编赵家壁，得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始于民保盟成立前后。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先写了便条，请人驱车把鲁迅接到会场，会后则由他亲自陪送。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稍多，还曾合影过一次。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伤，可见杨铨临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赞叹之余，深表痛惜之情。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前不带钥匙。他准备好了一切。
送殓归来，晚上写了一首七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一周，他又做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
如磐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有如两块大石压在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还颇幽默地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日，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但是，恐怖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艰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他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无声无息地解散了。
1933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年头。
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文字中，不断出现“文网”的字眼。其实，“文网”除了从删改、禁毁作品直到通缉等来自官方的干预手段之外，还有文人为同行设置的陷阱。鲁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滩文人——他称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儿的鹰犬”、“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
自北京回来之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人、张若谷。考其出处，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在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的。这时，同梁实秋的论战已经过去，至于张若谷，实在连“嘘”的资格也没有；三个人中，杨人或者还有值得一“嘘”的必要。
杨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太阳社成员，后来加入左联。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标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坛走卒”，造谣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海婴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并非“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对此，鲁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杨人的自白出来之后，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杨人逼人太甚，又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把无产阶级大众都当成阿斗。信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
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他认为，答复的必要，是因为杨人不失为一个类型，事关革命和社会，“个人倒还在其次”。
对于杨人，信中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相区别。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还对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一场袭击。
《文学》杂志是郑振铎从北京到上海后创办的，鲁迅出席过组成编委会的一次晚宴，按理说，关系是算比较友好的罢?杂志第二号即登出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么?
他气愤之极，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发表。
信很短，但简要。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其实，休士他是见过的，只是认为在此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提到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1933年2月17日,与萧伯纳、蔡元培在上海中山故居的合影。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对发表伍实文章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鲁迅的谅解。
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围绕《庄子》与《文选》问题，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展开。
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给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但类似的书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的意见正好相反。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鲁迅不禁因此联想到发生在青年中间的许多复旧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等等。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再想起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学外文，看洋书的那种进取之态，不免感慨系之。
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了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前后比照，突出地显示历史倒退的现象。内容也如此，旨在证实“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文章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为施蛰存而发；施蛰存当然认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起而辩难，并且一直纠缠不休。鲁迅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继《“感旧”以后》上下篇，以及《扑空》、《〈扑空〉正误》、《若“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写下《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考察。他向来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从批评刘半农到施蛰存，回到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话题，至于思想道德方面，流传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训》中的“颜氏渡世法”，难道是适合当今这个急剧变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时代的吗?所以，鲁迅必须站出来，充当保卫“五四”的狙击手。
在论争中，鲁迅并不专用力于施蛰存身上，他使用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犀利，以致最后连文章也发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太多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没有从正面给予回击，他本来便认为施蛰存此举在于“取悦当道”，但当他确信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鲁迅来说，最先有《中央时报》的讨伐，接着有《时事日报》，后起的则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果然，次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100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76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多作品，都在这里遭到肆意的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分明是一种暗暗的死。1934年末，鲁迅又预料，当局又要“另结新样的网”了。然而，事态变化的迅速与严酷，又远远超乎意料之外。
真是无法可想。
鲁迅过去的老朋友林语堂，继《论语》之后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对于幽默与讽刺，鲁迅曾经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力倡写真实，肯定作者介入现实斗争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澄清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居然把两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联内部，在批评《人间世》的同时，也对小品文取一律扫荡的态度：甚至特地开了会，公开提出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这是鲁迅意想不到的。
笔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之后，又是他，向鲁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和鸡鸭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意思本来极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说明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林默的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文中还顺势否定所有杂感，认为颇尽八股之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谣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后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据他后来的解释，所说的“狗才”，是指“在替敌人缴械”的貌似“急进”的人物，林默是应当包括在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他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了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后者的例子，文中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一篇是杨人的《赤区归来记》。绍伯硬把两篇文章拉到一起，说鲁迅替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人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调和》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绍伯即田汉，也一样是青年“战友”。把“调和”加在一个战士身上，等于取消了他的全部战斗。这一攻击性行为，很容易使鲁迅想起从北平回来后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骂托洛茨基的语调骂胡秋原的，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砍脑袋之类。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不妥，于是去找周扬，两人争吵了起来，不得已请鲁迅出面写文章，代表左联说话。鲁迅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用致周扬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出来，仍然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结果引出因《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现代文化》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这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标题是《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化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还反驳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虑“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文中借用鲁迅的原话打击鲁迅，说他“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其中有一句话分外刺目，是：“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鲁迅写信质问，那反应，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现在又说他“调和”，这不能不使他联想到那样一个“党”的存在，那样一群有着“英雄”嘴脸而又躲躲闪闪的人。
像对付林默的文章一样，他没有立即作答，直到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
……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编集子时，鲁迅在附记里完全拆穿了这种把戏，指出：之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通信中，鲁迅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在周扬把持左联之后，鲁迅正式进入“横站”着作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年龄疾病，白色恐怖，“奴隶总管”的鞭扑与“战友”的暗箭，使他不复有左联成立早期的意气的健旺，而以悲愤的时候居多。
还有《译文》事件，鲁迅所受的伤害也与“同人”有关。
同人首先是茅盾。早先商定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周刊时期就有他，还有黎烈文，后来加进文学社的青年编辑黄源。刊物由生活书店承印，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编辑费稿费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前三期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从第四期开始，鲁迅拟由黄源编辑。在《译文》的基础上，又拟编辑出版《译文丛书》，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因书店内部的人事变化，延宕未果。为此黄源转同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洽谈。
就在这时，茅盾和郑振铎一天晚间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同往新亚公司。同席还有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一共七人。晚饭时，书店经理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译文》不是个人的私产，黄源也不是自己的私人，要换人也是译文社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书店方面提出，而且预先不打招呼?茅盾也是《译文》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茶”!鲁迅连饭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坐下不久，鲁迅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说：“晚饭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茅盾回答说谈过，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说：“这样，合同不算数了。”他拿起合同，随即撕成纸条，说：“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两人表示同意，他便对茅盾说：“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执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斥责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提出要鲁迅收回成命，由黄源亲自转达这个决定。几天过后，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间有过郑振铎的斡旋，然而无效，《译文》的事情结束了。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述及《译文》停刊一事：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得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译文》后来终于复活。他所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原来交《世界文库》连载，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想因对生活书店的不满而中止。但等《译文》复刊以后，他便将《死魂灵》第二部转交《译文》发表，并写信给郑振铎，声明原来连载的部分不再汇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书预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这等于宣告，他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在叭儿和同人的夹击中，鲁迅横站着艰难对付各路的明枪暗箭。他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包括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在内的《奴隶丛书》；在写作方面，更多地从事文化批判，后来则愈来愈偏向于“文史”，绕到问题——尤其是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化，以及知识阶级自身的问题——的背后，做“刨祖坟”的工作。继《花边文学》之后，《且介亭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都较为集中地编入了这类文字。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很富于进攻的性质。所谓“两三件事”，是指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通过民间祭火神的习俗描写，表明权威和压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时权势者也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
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鲁迅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现实。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奴才文人，他们忠而获咎，以致惨死，根究起来都因为“隔膜”：不了解主奴有着严格的区分，为奴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对乾隆一类“英主”的统治心态有着很细致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是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同类和异族屠戮，奴役，掠夺，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文章把统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
这样的文字当然为检查官所不容。《病后杂谈》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即被删掉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一删再删，题目也被改作《病后余谈》，而且删掉“关于舒愤懑”的副题，才准予发表。鲁迅没有法，只好在结集时设法补正，在曾经删除的文字旁边加上黑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文章如土欲何之?”然而，世界也不是没有避居的地方，山本初枝邀他旅日，萧三也转达过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但他都谢绝了。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路。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他离不开上海。
他离不开中国。
他知道他的危险处境，他将继续着他的“带着镣铐的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