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画传》：第九章 被梦境放逐的人

　　国共合作破裂。
　　4月12日，大奢杀——鲁迅称作“血的游戏”——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在4月15日当天，广州的李济深等也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出动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解散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发布命令“清党”，清除异端，一方面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凌晨。中山大学被包围。宿舍楼的每一层，都有“树的派”的头目带领武装把守，搜查，捕人。气氛十分恐怖。
　　鲁迅闻讯，匆匆冒雨赶来参加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鲁迅郑重表明，对于学生的被捕，学校是负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出面担保他们。而且，人被抓走也总应该知道原委，他们犯了什么罪?仅仅宣布一个事实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建议，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对于如何处理学生被捕问题，他与朱家骅的意见是对立的。朱家骅认为，学校是“党校”，因此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干预政府干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运动，质问道：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而这种情况，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是了解的。作为过来人，为什么到今天会把这些全给忘了?为什么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辩解说，因为时局不同，当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如此一来，有何话说呢?他只能说：现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不能再走老路。
　　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再次重复了一通“应该对学生负责”之类的话，而会议也就匆匆结束了。
　　回到白云楼，悲愤之余，他决定辞职。
　　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式提出辞呈，与此同时，许寿裳和许广平也一起辞去了各自的职务。
　　关于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不无关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鲁迅和谢玉生给编者的信,透露了这一消息，结果引出顾颉刚写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鲁迅认为这是利用“党国所治”的一种恐吓,于是复了一信，因为顾颉刚未曾实行，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编杂文集子时,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插了进去。大约因为这是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故事,所以不愿轻易从此遗忘的罢。
　　辞职之后，鲁迅更是深居简出，简直成了现时代的一名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表面上看来，他也确乎算得是“大隐”了，然而竟没有一点隐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搅缠在一起的痛苦，愤怒，焦灼和无耐。当此时刻，他想离开这个血泊而不能；只好暂且整理一下旧稿，借以排解内心的芜杂。
　　一是《野草》。编完后，他写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临到结末，则有一种决死的悲壮与昂扬；像这种情辞激切的文字，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的我的题辞。
　　二是《旧事重提》，编集时,改作《朝花夕拾》。大约涉及回忆的缘故，写的《小引》有点悲凉，说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随身带来的旧稿，还有德国童话《小约翰》，待整理完毕，再作《引言》时，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阴郁中涌动起来了。他写道，所在这楼外的世界与童话中的风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欢，“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对大屠杀的暴露是明白的。这场“血的游戏”对他的刺戟实在太大了，扩大的血泊，使他根本无法绕开。然而，他说：“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个未经理性启蒙的社会里,群众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独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谓的“群众”，建立和维持其极权的统治。
　　文章是明白的，体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气；但是又是曲折的，隐晦的，因为写作者已然失去自由言议的环境。鲁迅特意指出，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这是深具讽刺意味的事。此外，他还变了手法，在翻译日人《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文的附记里写道：“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谓：中国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呢?在编1927年的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篇》末尾的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
　　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文辞的重复使用标志着世事的螺旋变化,流血的历史在短时间内重现，延续，正好说明了新军阀也是旧军阀，他们是一丘之貉。
　　身在现代而要做隐者甚难,何况鲁迅。来访者仍然不少，慕名前来的固然有，但也有侦探思想，伺机利用甚至降罚的。其间，鲁迅不无选择,但是必要时,他一样以身伺虎,不避危难,表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日本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山上正义曾经记录过同鲁迅在广州几次会见的情形。最初在大钟楼，山上问到对广州的看法，鲁迅的回答落到广州的学生和青年的身上，认为他们把革命游戏化，因为对压迫摧残缺乏痛觉，所以使人感觉不到必要的真诚和严肃。实际上他说的仍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谈到革命文学，他是否定它在中国的存在的。他说：“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现在，连这绝叫和怒吼都没有了。大屠杀之后，记者眼中的鲁迅明显地变得更加阴郁和冷峻了。窗外，白云路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急促的号声，口令声和脚步声。他们看到，原来是打着“工会”和“纠察队”的旗子的工人，并排在楼下走过。这就是“奉旨革命”。但是，所谓革命，已经完全为专制与恐怖所代替了。后来，鲁迅还对山上谈到过：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革命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等词句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
　　鲁迅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山上深为感动。从此，他决心翻译鲁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的一部作品：《阿Q正传》。他知道：这里面积淀了许多富于批判力量而又饱含人类同情的无比珍贵的物质。
　　7日，鲁迅还先后应邀作过两次讲演。一次在知用中学，讲题普普通通：《读书杂谈》。在大屠杀之后，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新的社会情势的认识，对革命的认识，对屠伯的认识。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提出，要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他拿自己的吃荔枝作比，说是在先前出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此推及新鲜的荔枝是如何的好，结果吃过以后，才知道与原来猜想的大不相同，结论是说非到广州来吃便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是自己对于革命思想的幻灭过程。事实大于雄辩，实践重于理念；因此，他强调说，“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另一次讲演是在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题目古怪而冗赘，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胸有积悃，发为狂言；虽然名目是关于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报告，却完全把学者的所谓“学术规范”的框架给打乱了。
　　讲演说的仍旧是政治与文化学术，政治家与知识阶级的关系。在这里，他截取的是魏晋时期这一历史断面，借以解剖中国的文化传统，整个的政治道德和知识谱系。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从曹操到司马氏都一例是流氓、骗子和屠夫。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等，罪名都是“不孝”。鲁迅剖析说，天位本从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立脚点便不稳，办事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样才有了生杀予夺的随机性。其实，这些权力者有哪一个是孝子呢?鲁迅要指出的是，目前的杀共产党，借口忠实于三民主义，本质上一样为篡夺权位，与曹操是一党的。他以今例古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国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一样。
　　在这样的政治底下，知识阶级是要吃苦的。于是，魏晋时期就有了许多变态的表现，所谓的“名士风度”，就是如此。讲演特别提到了阮藉和嵇康两位代表性人物，对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与权力者的关系和不同的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但是，阮藉老年时改得好，嵇康则始终是极坏的，结果阮藉得以终天年，而嵇康则遭到了杀害。嵇康的害处在于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正统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这就给统治者造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因此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一个连人们的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给剥夺了的社会，还奢谈什么革命呢?
　　讲演的最后一天下雨，而听众不但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了。“以几点钟的讲话而出风头”，此等“大获利生意”，无论对公敌私敌，都使他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意。
　　9月底，鲁迅偕同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
　　抱着梦幻而来，为梦境放逐而去，这种境遇是痛苦的。但与十年前经历民主革命相比，却并不如往日的颓唐，这是因为有许广平与他同在。“与子偕行”，而此际已不再止于师徒之谊了。
　　自从许寿裳提前离职，租下的白云楼二楼就剩下了两个人。他们就这样自然地结合到一起来了，从肉体到灵魂。从许广平写的独幕剧《魔祟》，可以看出，同居的地点正是白云楼，时间是有着一眉新月的初夏的良宵；而字里行间，也都盈溢着一种幸福的神秘感。
　　走前的一个夜晚，正值中秋。窗下，鲁迅编完《唐宋传奇集》，又写了序例，最后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大夜，璧月，饕蚊，既属写实，又是隐喻，在描述自身的恶境的同时，也流露了内心的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