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28日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所摄。
1920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北大，他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说《鸭的喜剧》，译著《桃色的云》等，都是他为这位远方友人留下的温暖而寂寞的纪念。1923年起，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次年七月，曾随团赴西安讲演，此行的目的，同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构思不无关系，但是，在观览了许多伪造的古迹之后，便把计划给打消了。在女高师，他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也都不失为一个象征性的题目。自从在故纸和古碑中走出来，参与了《新青年》的战斗以后，无论形势如何变迁，也无论情绪如何消沉，已经不可能再度返回旧垒而只能过客般地一直向前；在思想上，毋宁说是更加激进了。
大学教职给鲁迅提供了与青年相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抛掷“身中的迟暮”，因为世上的青年并未完全衰老。在女高师期间，因为青年的推动，使他从此被放逐于知识者同行之外，以私人论战的形式，与权势者处于势不相立的位置之中。
在女高师改名为女师大之后不久，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接替的是刚刚留学回来的女教员杨荫榆。这位新校长十分保守，当学生欢迎孙中山来京时，即遭到她的禁止。白话文也是她所反对的，多次表示这一科目可以取消。在管理方面，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藐视公意，一意孤行，尤其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以及学生团体，随时加以摧残。曾经有三位文预二年级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到校，被她下令开除；而别系的学生，以同样的情况缺课，却可以保留学籍。为此，文科生群起要求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给予援助。自治会进行交涉，杨荫榆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公然侮辱代表。于是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个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决议，开展“驱羊运动”。
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
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许广平认为，这时，最重要的是争取教员的支持。为此，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
一直留在壕堑里的鲁迅，是继续进行他的“散兵战”呢，还是带头加入集团的战斗?
3月间，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鲁迅，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问道：“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拔一个在痛苦中陷溺的灵魂。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许广平。
从此，他们开始频繁的通信。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除了在《野草》中作过诗性的笼统的描画之外，极少明细的剖析。然而，在自称为“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面前，却招供般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她，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
4月12日，许广平约同同乡同学林卓凤一起，第一次到西三条“探险”。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喜剧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校内的冲突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鲁迅的介入是迟早的事，何况这中间有一个许广平。就在许广平等被开除的次日，鲁迅在他的《忽然想到》的文章中加写了一篇，明确表示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还强调指出：只要青年如此坚持下去，则“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代表学生自治会与鲁迅联系的是林卓凤，她递过公函，鲁迅阅后当即答复：准于参加自治会召集的师生联席会议。
学生时期的许广平
鲁迅知道，这场斗争是艰难的。在学生一方，即使有人站出来为之说话，写文章，都是不中用的；而权力者无论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作为弱势者的一分子，他是不满这种现状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即表示说：“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当他决心介入女师大斗争，过往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官吏生涯告诉他，对付眼前的压迫者，仅仅依靠勇气是不够的，仍须具备健全的理性，富于策略的变化。在团体这一面来说，他认为，应当重视斗争的合法性。为了不致授人以柄，即使深知教育部是杨荫榆的靠山，他仍然替女师大学生草拟了一份《呈教育部文》，披露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言行，要求“迅予撤换”。此外，他还构想了一份集体宣言，以教员联名的方式，在《京报》发表，以扩大舆论的影响力。至于个人行动这一面，他更为集中地写作杂感，狙击来自官方的“软刀子”。这些文章，除了在他参与其中的知识者的同仁刊物《语丝》，以及由他的学生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之外，还登在他亲自组织和编辑的青年刊物《莽原》上面。以他的个性参加集团的斗争是不得已的，好在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一致的意见也是个人所愿意服从的。他喜爱的斗争方式是个人的，可以充分体现自由意志的；写作杂感便是最合适的方式之一，所以，写起来也特别地得心应手。
5月在青年学生的生命周期中有一种魔咒般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血液就会因应一个神秘的声音而狂暴地奔腾起来，不可遏止。五四风暴沉寂了几年，到了1925年，突然在上海出现。虽然运动的性质有所改变，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仍然是强大的。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集合了2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迫害工人的罪行，反对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提案，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拘捕。下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外，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到一起，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打死11人，重伤15人，被捕50余人。史称“五卅惨案”。血的教训，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后开始北伐。
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南方力量的冲击。这时，杨荫榆决心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甚至不惜毁灭女师大。她一面解散学生自治会，一面要求警察厅派警察进驻学校。8月1日，在杨荫榆亲自督领下，武警100余人雄赳赳开进校门，把守要道，停止伙食，实行严密封锁。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率领学生，坚决反抗。下午4时，杨荫榆指使武警强行驱逐和殴打学生，有十多个学生扑倒在泥水中，仍不屈服。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此情势立即逃离现场，但是，警戒线一直没有解除。在学生的要求下，许寿裳、鲁迅等教师到校值夜，以堵塞校方散布的流言。3日，杨荫榆发表《女师大启事》。女师大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有消息说，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呈请停办女师大，引起女师大学生的高度警觉。她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校务维持会，发布“驱章宣言”，散发声讨章士钊的传单。为了防止学生运动的蔓延之势，教育部正式颁布“停办女师大”，并决定在女师大原址另行筹建国立女子大学。与此同时，章士钊秘密呈请段祺瑞，下令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8月19日，在武警的护卫下，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了十余个部员来到女师大，强行宣布接收。但是，一连几天，在一群青年女学生的顽强的抵制之下，强权和阴谋都无法得逞。22日下午，刘百昭组织了一支更庞大的队伍，混杂了部员、巡警、茶役、老妈子，分头蜂拥而入。他们奉命行动，每十多人挟持一人，强拖出校。学生一个个挣扎着被捆塞到十多部汽车内，然后，一起拉到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禁闭起来。这天，学生受伤多人，失踪七人，是在风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当女师大被迁走之后，章士钊随即在原址改设女子大学，任命镇压学生运动有功的胡敦复为校长，亲自起草《整顿学风令》，由段祺瑞发布全国。整个教育界笼罩着一片恐怖。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鲁迅虽然不无忧患，但是，在斗争的推动下，仍然表现得十分亢奋。他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开会、联络、奔走；还要写作，编辑，讲课；还要提出诉讼，同司法兼管教育的“老虎总长”打官司。余下的工作便是：看病，吃药。他决心带着病痛，同这个邪恶的世界周旋到底。
在维持会主持下，女师大师生在宗帽胡同租了一些民房做临时校舍，于9月同北京各高校同时开学。11月，北京数万工人学生发起大规模示威运动，游行队伍接着冲击段祺瑞、章士钊、刘百昭等人的住宅，放火焚烧晨报馆。一时间，大小官员纷纷逃遁。女子大学当局及部分职员以为“革命”来了，也随之溃退。对女师大来说，形势变得十分有利，在女子大学学生的配合下，全体师生胜利举行了复校运动，女师大校牌挂起来以后，次日即开招待会，向各界报告复校经过；接着，选举校务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为校长。这次选举，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校长民选”的先例。此间，鲁迅曾为一张学生集体照题词；文中引用了两句古诗，曰：“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紧接着，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鲁迅的复职令，平政院也通过了议案，算是“平反”了。然而，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但没有因此收敛锐气，反而变得更加好斗。他不会轻易转移他的斗争目标，那就是：政府。
正当女师大学生为她们的胜利斗争欢欣鼓舞时，一个意外的打击，使她们一下了完全陷入黑暗里。
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等交战，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中国的利益，于12日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并纠集辛丑条约中的各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8日上午，北京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悬书写“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的血衣，气氛十分壮烈。会议通过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公使，成立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后，组织了一个两千多人的请愿团，高呼口号，直奔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由于面对的是专制反动、野蛮的政府，因此，希望和平对话只是一种幻想，流血冲突是必然的。当天，被枪杀的学生群众就有47人，伤200余人，构成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天，许广平原来是计划参加请愿的；出发前，把替鲁迅抄的书稿送到老虎尾巴时，被鲁迅留下来了。鲁迅始终认为，一个政府，如果真的是国民的代表，原也无须请愿；如果不是，请愿又有什么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他想不到政府的手段会是如此凶残。噩耗传来，死者中竟有他的两位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使他感到了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悲痛，致使一篇刚刚开头的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文章以另一种内容续写完成。在最后一节，他写道：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它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话，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写完，他特意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他要让自己，以致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个日子。
政府一面穷凶极恶，一面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宣布死者为“暴徒”，请愿为“暴乱”，枪杀学生自然是“平暴”了。除了歪曲的新闻报道之外，一群聚集在《现代评论》周围的文人学者也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散布流言，污蔑群众和青年学生，说是“自蹈死地”。其实，自女师大事件以来，这批被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便一直与章士钊、杨荫榆等沆瀣一气，说“闲话”，放冷箭，甚至公开与学生为敌。尤其是陈源，他的《西滢闲话》，可以做为官方喉舌的代表。鲁迅与他们之间的缠斗，耗费了不少心力，但也因此留下了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许多篇章。收进《坟》的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关于革命历史的经验性总结，但明显的是为面临的现实斗争激发而写的。如果说“痛打落水狗”的公式带有隐喻性质，那么，他在这个时期中所写的杂感，大多属于公开的私人论战的文字。所谓“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几乎把每一个论敌当成为一个典型，从单个的解剖来揭示人物的共相，因此，就像瞿秋白曾经指出的那样，像章士钊、陈西滢之类，都是明明白白地可以作为政治名词来读的。这是鲁迅在斗争实践中开创出来又一种文体风格。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源照例说“闲话”，说是罪在群众领袖，而非政府；正是他们“叫”人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的，女师大学生也是因为被“叫”才“不得已”参加的，所以“当得起虐待的名字”，结论是：“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种走狗的论调，必然遭到鲁迅的加倍的痛击。
而加倍的压迫也接踵而至。惨案发生的次日，政府下令通缉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据传还列有一个50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名单中就有鲁迅的名字。不得已，在亲友的多方劝说之下，他终于在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之后，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暂的流亡。
避难前，写下《死地》；避难中写下《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大衍发微》等，是一个完整的创作系列，在愤怒的抗议和痛苦的辗转中，反复言说关于“壕堑战”的思想。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府，固然不可以抱有和平的幻想；倘论战斗，也都不可以采用“正规的战法”的。这位被众多称为“自由主义者”所嫉恨的人物，对事件表态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大约这也就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革命论者与别的革命者不同的地方罢?但是要战斗下去，这态度在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除却战斗，一个衰亡民族不可能有别的获救的希望，虽然希望一样微茫。
在长期的斗争中，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他的鼓舞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他已经从曾经试图了结自己的黑暗的深渊中苏生过来，重新点燃灰烬，显现出甚至连青年期也都不曾有过的健旺的战斗意识。他写了《死火》、《腊叶》，以记录内心深处对许广平的感激。大约在1925年10月，即许广平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和《同行者》前后，两人的爱人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一个人，在有了家室之后还有没有爱的权利?这对鲁迅来说成了严重的问题。他绕不开朱安。而且，与自称为“同行者”的许广平的结合，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一直相爱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呢?在这个问题上，最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多疑的性格。在一个月内，他写了两个小说：《伤逝》与《孤独者》。子君迎着严威和冷眼勇敢地携爱人走来，却是一个人诀袂径去；单身的魏连殳以送殓始，同样以送殓终。在自己所敷衍的故事中间，他一面咀嚼人生和爱情的本味，一面琢磨下一步的走法。
政治的阻遏，爱情的发展，在这夹缝中间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最后，他决定与许广平一同离京南下。此前，同上黑名单的老同事林语堂已在厦门大学就任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等职，这时恰好介绍他去当教授；而许广平毕业后，也将回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女师范任教，这样，就有了同行的借口了。其实，他们的关系还是相当隐蔽的，死结还没有解开；但有一个想法是比较明朗的，就是在相近的地方分头为社会服务两年，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以后再会合到一起。
对于即将离去的北京，鲁迅是颇多眷恋的，这是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是他长期与政府及走狗文人相周旋的地方。学生章廷谦到他家里求字留念，他从司马相如讽谏汉武帝好神仙的《大人赋》中抄录一段见赠，最后两句是：“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并不企慕个人的宁静与安逸，他所喜欢的，惟是战斗的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