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09年回国前在日本的留影。左一为鲁迅，左二为许寿裳。
五四运动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随着党派性的介入，以及工农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开始改变它的独立性质。从著名的知识领袖到广大学生，不是参加政党，投身实际政治，便是逃避社会，自囚于宁静的校园，踱进研究室里。启蒙运动很快地成了历史的陈迹。《新青年》的命运，很可能说明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杂志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力主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性杂志，后来果然也就成为党刊了。编委胡适等持保守态度，主张“不谈政治”，保留杂志原来的学术艺文性质。作为同仁，鲁迅坚持一贯的“思想革命”的原则，同周作人一起，基本上支持胡适，但反对“不谈政治”。在他那里，“政治”有着政治思想与政治运动之分。他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仍当恪守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也即启蒙立场，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操作。也就是说，以写作从根本上对抗权力，而不是为权力而写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歧途是由来存在着的，他看得清清楚楚。分裂已成定局。显然，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精神溃败。对此，他无能为力。
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陷，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了。他还写了一道题《彷徨》的诗，其实是一幅自画像：“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种彷徨无地的心情，还跟另一件牵扯到个人隐私的事实有关。鲁迅艰难购置八道湾居屋，在周作人全家迁入之后，又把母亲和朱安接来，有闲情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不料，院墙之内很快发生了战争。鲁瑞告诉鲁迅的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开头还好好的，弟兄二人还忙着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呢……”战争的起因不明，大家讳莫如深。鲁迅逝世后，周作人把有关的两页日记撕掉了。鲁迅1923年8月14日的日记也极简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至今留下的惟一的证物，是周作人写给的鲁迅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们。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信是装在一个写有“鲁迅先生”四字的封套里，由他亲自送到鲁迅的桌面上的。鲁迅阅毕，请人到后院叫周作人前来说清楚，周作人拒绝了。据许寿裳和郁达夫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明显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羽太信子证实鲁迅对她“非礼”，周作人后来也有间接承认某报记者关于“调戏”之说。许寿裳极力维护鲁迅，说羽太信子“歇斯底里”，错在周作人偏信。在郁达夫的印象中，羽太信子却是文明有礼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鲁迅深爱他的二弟，乃至及于弟媳。当周作人滞留绍兴期间，鲁迅给他写信时，还常常夹带给信子的信。正是鲁迅，负担了羽太一家的经济援助工作；直到决裂之后，仍同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彻底的决裂，对于长期以保护人自居的深沉的鲁迅来说，不能不陷于痛楚难言的境地。
战争结束后，鲁迅立即迁离八道湾，同朱安一起住进砖塔胡同。为了安顿母亲，随后又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宅，于次年5月迁入。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些杂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等长期的编校工作之外，开始了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加上后来的《野草》，集中显露了这一阶段中的灰色的人生内容。
《彷徨》在某个方面重现了《呐喊5》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深化。可以拿《祝福》同《明天》做一个比照。两个女主人都是失去了惟一的儿子的年轻母亲，她们一样的惨苦无告；除此之外，祥林嫂却多出了一份被命运追逮的紧张与恐怖。在小说展开的人物关系中，《祝福》全景式地展开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狰狞面目。关于妇女的世代的奴隶身份，《离婚》可以说是又一个补充。《呐喊》中的“看客”形象，为《示众》的摇镜头所凝集；它放大了和《阿Q正传》结尾“大团圆”的公众场面，一片汪洋，无始无终，是中国民族历史的一个象征。《长明灯》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的错乱中的清醒，但是，同时作为受迫害者，疯子与狂人对于黑暗的反应状态，存在很大的差异。狂人是发现的，疯子是判断的；狂人是间断的觉悟，疯子是持续的行动；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忏悔的，祈祷般的，疯子高喊着“我放火”，则是明确的宣言，完全立足于个体的反抗。
如果说《呐喊》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乡土，那么《彷徨》的重心，已经明显向匆匆来去几成陈迹的新文化运动——传统中国的最新变动——及其产物倾斜。辛亥革命的创伤依然，而今又增加了新的伤口；新旧两个疼痛点在《彷徨》中，通过一群知识分子的大致相同的遭际而被牵系到一起来了。
这是一群新型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孔乙己和陈士成，然而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终走向失败，孤独和死亡。《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青年时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做起家庭教师之后，教“子曰诗云”，《诗经》、《孟子》、《女儿经》，而非ABCD；变得敷敷衍衍，随随便便，模模糊糊。他生活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做一些自认为“无聊”的事情，而不为明天筹划，甚至不知道明天。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用吕纬甫的话说，恰如受了惊吓的蜂子或蝇子一般，“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的魏连殳，先是沦落而为求乞者，弄到连买邮票寄信的钱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结果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从此，在他的周围，已经不再有忧郁慷慨的青年，而只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显然，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连殳始终无改于做一个孤独者。《伤逝》是一出自由恋爱的悲剧，理想破灭的悲剧。子君因为爱情，大无畏地背叛家庭，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人生的道路是如此艰难。与涓生同居之后，子君便埋首于家务中，以至全然忘却了翅子的扇动；在贫穷与饥饿的围困之下，日渐变得颓唐，苦闷和绝望了。经过长期的挣扎之后，她终于回到她的父亲那里去了，但接着就是死亡。在这里，爱与生活不能并存。生活是真实的，严酷的，简直无从抗拒。经济权，也即生存权，居然成了知识者面临的突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是五四一代的基本命题，也是《彷徨》的主题。鲁迅在以此为题的一次讲演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悲剧是统一的娜拉式的悖论：从出走到回来。其中的荒谬感，加深了悲剧的限度和批判的力度；这种批判，既是针对“老社会”的，同时也是针对知识者自身的。这里有一种互为因果的纠结，但是，不同于《肥皂》和《高老夫子》的讽刺，对这些知识者的批判，作者却是满怀了一种未了的温情。
《野草》用诗的语言，去写一种哲学：绝望的反抗。在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中，充满着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血与铁，火焰与毒，爱与复仇。作者就处在这两者中间，感受着矛盾的张力，此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整个作品就像一首变奏曲，在无限的回旋与变化中，处处响应着一种奔突的激情，哪怕在音调最低沉甚至休止的时候。正如他所说：“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用“我梦见”开头的。梦是记忆，也是想往；就在这梦中，他完成着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沉思。《影的告别》写彷徨：“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求乞者》写虚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墓碣文》以嘲谑的笔调写痛苦：“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希望》写道：“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抵抗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颓败线的颤动》写决绝：“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复仇》二章一写对立于旷野之上的将要拥抱和杀戮的两人，因“路人”的围观而停止一切动作，惟“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写耶稣被钉十字架，“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悲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这“赏鉴”与“玩味”，已然超乎复仇之上。惟有敢于担当这大痛苦大侮蔑大孤独的人，才可以称为战士。《过客》是集中的名篇。这过客，自称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只有一个人，而且只是向前走。他不能退转，因为退转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地主，驱逐和牢笼；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叫唤，使他息不下。血不够时就一路上喝水，但不愿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小片裹伤的布，——他会把这看作布施一样可怕，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既祝愿她以及她以外的一切的灭亡，连同自己，又不愿有这境遇的存在。他只是走，只得走，哪怕黄昏，哪怕去路只是坟。这是生存的哲学，也是死亡的哲学。一切都在逝去，生命无法反复；无论如何，这是比西方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英雄西西弗斯更悲壮的。
一部《野草》，除了个别篇章，带了童年记忆的柔润，想像的幽灵般的闪烁飘忽，和后来个人论战趋于激烈时那穿刺一切的锋锐之外，整体是沉重的。那是一种弥漫的，持久的，因极度的自我麻痹而永难消除的钝痛，用鲁迅在此时翻译出版的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的题目来形容，可谓是“苦闷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