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
爽爽快快地写下去,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我所有的书籍非常少,后来便也还从这里选译了好几篇,那大概是关于思想和文艺的。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3〕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检旧译,长长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学”潮声中〔4〕,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
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说,“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选译了十五篇;从第二部分中,只选译了四篇,因为从我看来,作者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移译的兴趣了。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
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是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5〕,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记》〔6〕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例如本书中的《论办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行,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原书有插画三幅,因为我觉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换了,并且比原数添上几张,以见文中所讲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帮我搜集图画的几个朋友,我便顺手在此表明我的谢意,还有教给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于上海寓楼译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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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的杂文集。原书于一九二四年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社出版,共收杂文三十一篇。鲁迅选译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译文在收入单行本之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北新》周刊、《北新》半月刊、《语丝》周刊、《京报副刊》、《莽原》半月刊、《民众文艺周刊》)。
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曾留学美国。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游记》、《欧美名士印象记》、《拜仑传》等。
〔2〕本篇最初以《关于思想山川人物》为题,连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译文,同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单行本。
〔3〕亚诺德(M.Arnold,1822—1888)英国文艺批评家、诗人。著有《文学批评论文集》等。威尔逊(W.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人。穆来(J.Morley,1838—1923),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曾任自由党内阁大臣。
〔4〕“革命文学”潮声中指一九二八年间创造社等文学团体提倡的革命文学。
〔5〕《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待查。
〔6〕《北米印象记》即《北美印象记》,日本厨川白村写于一九一七年的游美杂记。有沈端先中译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书店出版。
《译文序跋集》: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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